汉字,中华民族的瑰宝

悉尼

老习惯，来个序。

 

四大文明古国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统一并流传了下来。

 

无论你到中国的哪个边缘地区（少数藏、疆例外），可能对方言一窍不通，但如果用汉字、用文字，基本的交流肯定没问题。少数民族有文化的也基本能认识汉字。可以说，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大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凭这个，TW你独立的了吗？）

 

历代的皇朝，总是以修书为第一文治，宋代的笔记类文体，明代的永乐大典，清的四库全书，，，，皇帝们也自觉不自觉的为文化的传承做了努力。

 

接下来，我们看看汉字的历史演化吧。

悉尼

火星文？卖弄 而已

 

 

上中学学课文，《孔乙己》里有精彩的描述。这位孔先生告诉后生“回”字有四种写法，孔乙己是在向小孩炫耀自己的学问，没念过书的人不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如果你用了其中的一个生僻字，绝对与众不同，真能把小孩蒙住。但在那个孩子眼里，其余三种写法就是火星文。鲁迅在这里就是想讽刺文人喜欢卖弄的心理。联想到现在的火星文，我觉得它的流行除了使用者的卖弄，大概找不出别的理由了。

 

语言的沿革会造就出一大批火星文，从中国最早发现的甲骨文，到现在的火星文，中国的文字变化之大是很多民族的文字难以企及的。甲骨文经过几代人的破解，终于搞清了这些文字的含义。但那是破解，需要知识和学问。现在的火星文，并没有任何知识含量，你就是不知道，也无妨。比如，有人用火星文在网络上跟我说话，我会问：能用汉语交流吗？于是对方乖乖地说人话。

 

用生造字竟成了时髦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每年都能从各地户籍登记部门收到一些“独创”文字，这些在中国任何字典里都找不到的文字被用在户籍登记的姓名中。如果工厂的“厂”里面加一个“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叫“历”，如果里面加一个“办”叫什么呢？如果一个“口”里面一个“女”，我们知道这个字叫“囡”，如果里面是一个“男”字，它该念什么呢？字典里都没有这样的字，但是它们恰恰都用于人的姓名中。这让我想起了武则天给自己起一个“唐代汉语词典”里面没有的字：曌。够火星的吧。后来，武则天的传统被很多人继承下来，后人给孩子起名字，专拣《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字，实在不行，自己就生造一个。还好，汉字不是拼音字母文字，电脑打字还不是很容易就把汉字的胳膊腿随意组合就能出来的，不然肯定千奇百怪。

 

一些生僻的姓氏，我觉得到是个好事。因为这些字的背后都有故事、历史。可如果自己创造一个字当名字，就是纯粹在为难人了。让别人不认识，显得自己很独特？很有文化？无聊！

 

滥用生僻字或生造字现在成了一个时髦，国家语委的统计说，给孩子起名字用生僻字的往往是受教育不高的人，所以就更看重孩子名字中的仅有的一两个字，字不惊人死不休。还有人给孩子起名“欧阳奋发图强”，其实你就是给孩子起“欧阳奋发图强将手下无弱兵强马壮志凌云……”也没关系，不就是想用名字激励孩子积极向上吗？但是倒霉的是这个孩子。

 

是的，现在凡是要在电脑里登记自己名字的地方：户籍、单位、机场、银行……大概都会遇到类似的尴尬。父母起名字，多半希望来突出一下孩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用笔写字的年代，倒没问题，但是在数字时代，麻烦就来了。你说你真叫“欧阳奋发图强”，名字栏上最多能容忍四个字，对不起，您只好叫“欧阳奋发”了，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是无情的电脑就这样轻轻地辱了你。

 

火星文是一时现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深知文字统一对他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他宣布其他六国的水星文、金星文、火星文、木星文、土星文……之类的乱七八糟文字都要废掉，统一成小篆体的地球文。但是秦始皇并没有阻止后来人们对文字的发明创造。随着汉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字被发明出来。汉字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清楚，比如，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收录了９３５３个字。著名的《康熙字典》收字４７０３５个。据说现在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是《中华字海》，里面有８５０００个汉字。

 

但是这么多汉字绝大多数都成了古董。我们日常用到的汉字４０００个足以让你知识渊博了，剩下那么多汉字，因为使用频率越来越低而被人遗忘。

 

文字的特征就是，你不用它，它就消亡。当环境发生改变，就会淘汰掉一批，真正能留下来的，肯定是有用的。现在老有人担心网络会破坏汉字的纯洁和美丽。历朝历代外族入侵和统一，外来文化的融合，也没有改变汉字，几个破火星文就能把汉字毁掉，那还叫汉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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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变

 

隶书的创立时代，在秦汉简牍尚未大量出土之前，有种种说法。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隶书即为徒隶之书。据《汉书·艺文志》：隶书“起于秦时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解字，序》中进一步发展，把隶书指为程邈所作：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曰隶书。”唐代大书论家张怀瓘的说法与羊欣类似：“崇隶书者，秦下郢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上，一种字体的产生不可能为某一人所造，在没有大量的实物资料证实它的产生之时，人们也无法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假论为某人所创，这正如指仓颉造字、蔡伦造纸实不可信一样。

 

另一种看法影响较小，认为隶书起源于周朝，以郦道元为代表。见《水经注》：“临溜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处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之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郭沫若先生认为隶书起于周代证据不足信：“两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的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

 

 关于定名隶书的义理，我们可以从“隶”的本义上作解释。吴白甸先生说：“《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昔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这样的说法是有争议的。

 

在汉字演变发展过程中，繁化和简化这两种对立的矛盾一直存在着。总的来说，人们写字总是往着简化的方向发展。当一种字体基本定型之后，它便可能向两种方向发展，一种是向更加规整的方向发展，一种是向更加草化的方向发展。规整化的结果使得这种字体得以完全确立，卓化的结果便是产生新的字体。而隶书起初是所谓的“辅助性字体”，实际上它便是篆书（是大篆而不是小篆。一般地说来，草化先于正规化，小篆是对大篆的规整，而隶书则是大篆的草化，它的产生应先于小篆）的草写。事实也是如此。早在产生秦小篆以前的时代，篆书的一种便于书写的简体——古隶（草篆）便已产生。根据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时期的刻有“冷贤”两字的玉印、战国中期的《楚帛书》和战国后期秦国的“高奴禾石铜权”铭文的字样，可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便已有了和秦诏版相近的书体即草篆——隶书的萌芽书体，亦即后人称为古隶的书体存在。近年来出土的天水秦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为我们追溯隶书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确实的证据

 

 一、秦小篆产生之前的隶变

 

 近年来出土的四川青川木牍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竹简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资料，无可驳辩地证明了秦统一之前就存在着大篆向隶书演变的过渡性字体。青川木牍早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八十年，属战国中期作品。有与篆书笔法形体完全相同的字形，有与汉隶相当接近的字形，这两者都是少数，大多数字形出现了隶书的笔势、笔顺、笔画连结方式。与篆书相比，它减者盘屈，化繁为简，圆者使方，变字形的狭长形为正方形或扁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由篆向隶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的书法作品。天水放马滩秦简成册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２３９）。它的“甲种本”成书似早于“乙种本”，此册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时见草法。往往以轻挑短笔、延展字尾之法，曲尽笔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重驻、收笔轻提，当是汉隶的典型笔画“蚕头燕尾”的雏形。这些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无名书工，以当时民间流行的实用的新型字体，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隶书的产生时期的断代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

 

 二、与秦小篆同时的隶变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１１００余枚秦简在书风上是丰富多彩的。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的文字。对比一下与它同时的小篆是非常有意义的。小篆结体圆、正，均衡；秦简结体欹、侧、倾斜；小篆有转无折，秦简转折兼施，隶书与篆书的重要区别——圆转与方折初见端睨；小篆线条均匀不强求节奏，秦简用笔出现明确的提按和运动的节奏感；小篆笔画横竖一样，秦简出现了横细竖粗；小篆无波挑，秦简开始出现波挑与掠笔……这一切初步展示了篆书与隶书对比过渡之复杂关系的成果

　

三、西汉早中期的隶变

 

 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表明：隶书在西汉早中期已经成熟。女口果说秦简在字形上的内向性结构尚残留有篆书的封闭空间构成，那么到了马王堆帛书则已转变为一种开放式的空间结构。每个字很难找到固定的外轮廓，笔画的长短已不再以本字的方形轮廓为其限度，常常出人意料地拉长或缩短。我们说篆书与隶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字的结构上。隶书“用笔画符号破坏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证之于此时的帛书是完全符合的。当然，更为重要的区别还是二：“篆与隶的不同除象形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方面的区别”，证之于马王堆帛书也是符合的。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前述的青川木牍和天水放马滩秦简均已具备了上述两个特征，因而我们认为，从那时起便有了隶书的结构，应该是可靠而正确的

 

　　隶书的出现，除了在空间构筑上的重大贡献外，更为重要的还 在于它对笔法的创新上。首先是笔势由曲转变为直折，在圆笔的基 础上产生了方笔，因多用提按，而使用笔出现了节奏感，即所谓的 “一波三折”，从而出现了“逆人平出”的铺毫用笔方法，露锋跟着 出现。在起笔与转换运动方向时，因速度、力度的不同变化从而产生了侧锋，书法的用笔及其变化在这里得到了空前丰富，奠定了后来的书法向着完全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笔法的丰富，如中锋与侧锋，藏锋与露锋，束毫与铺毫，疾势与涩势，轻与重，方与圆等对立因素的统一在技巧上的要求充分展示，中国书法开始注意到：线除了构筑字体的空间之外，线形自身的形态及其变化即是一个丰富无比的语汇系统——线条自身终于独立地走上了历史舞台。从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到范铸的青铜铭文以及秦时的刻石和权量铭文，字体数经变异风格每每不同。这些风格的不同主要是建立在空间构筑的基础之上的。而运动的感觉消失在自足的个体完善的构架之中。在甲骨文金文里，先民们对空间构筑的稚拙，掩盖了对线条运动感觉的迟钝，到《石鼓文》时期，运动的感觉便由迟钝转向僵化，到了秦始皇的小篆时期，这种僵化进一步变化为运动感觉的接近消失。秦小篆对空间结构绝对均匀的切割，使它无力再顾及线条自身的丰富变化，小篆成了所有字体中最富有“静态美”的典范。从发展的历史观点看，如此的“静态美’’很可能会窒息书法的艺术生命。所幸小篆从来也未成为中国书史上的典型书体，即使在秦始皇时期，除了正规的封禅之类的重大盛典，除了作为文字规范有它的一席之地之外，使用范围极其狭窄。小篆既未受到实用的支持，又失去了艺术生命力的支撑，成为一种空泛的存在或曰礼仪、楷范的存在，这样我们才会对比地理解秦汉隶书崛起的意义。秦汉隶书对小篆一个根本的背叛是彻底打破了小篆的僵化之气，代之而起的是开放的结构和运动的线条。中国书法史早期审美的重点由对空间形态的建构转向了线条自身的运动和变化。如果说甲骨文、金文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线”的道路，其秘密在于上古人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演变成净化了的抽象的结构和线条，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走向“线的艺术”的基础的话，那么秦汉书法的审美内容在于使线条在时间进程上的流动美与对空间切割形成的构架美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以时间带动空间，以时间控制空间的高级形态的艺术形式，从而使中国书法成为“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故尔在书法史上，我们把隶变的过程指为书法艺术自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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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来源于草书，早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民间就开始流传，为有别于正体字而被称为「俗体字」，只是为了书写方便而已，在正规场合人们还是用正规字，所以当时的人们能同时认识一个字的两种或多种写法。这就好比我们在家干活时，为了方便，喜欢穿随便的粗布衣物，可外出会客时依然会换成正规得体的真丝衣服一个道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千年，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xxx就只许人们永远穿粗布衣服而要烧掉真丝衣服了。

1956年1月底，中国大陆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如果再用繁体字就算错字别字了。简化字总表共有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也就是说，完全新造出了2238个新字。

那麽这个造字比例有多大呢？目前大陆规定常用字为2500字，次常用字是1000字，合为3500字，加上各行各业使用的专业词汇，《通用字表》中共有7000字，也就是说掌握了7000字就能阅读所有专业的普通书籍。七千的两千，当然有些字不在这七千以内，但我们可以大致描述性地说明这个造字比例是很大的，难怪没学过简化字的人很难认识现在大陆的汉字。

为什麽把简化字比做粗布衣服而把繁体字比做精美的真丝朝服呢？因为汉字在简化了笔画的同时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简化了笔画，使很多字外形相近，识别率大为降低，于是阅读速度反而变慢。由于人一生中看字的时间是写字时间的无数倍，哪怕作家也一样，所以整体来说却是适得其反。同时，由于简化字增加了很多偏旁部首，从而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负担。这些新造的部首和字，在书法家的眼里就比繁体字粗俗难看得多。另外，由于把很多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简化字，经常导致语意的混乱，并使汉字本身内在的词源关系丧失，使整个汉字系统出现结构紊乱。用过电脑的都知道，繁体字和简化字的输入速度差不多少，但由于新加一套简化字体系，人为地增加了一套检索系统，从而使麻烦多了一倍。如果不搞简化字，沿用历史上几千年的惯例，手写时可用俗体，印刷还是用正体，那不挺好吗？何必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呢？用老百姓的话说，真是豆腐变成了肉价钱。

简化字的理论根据是，综观汉字演变过程，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以及行书，草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但认真研究汉字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汉字的发展同时遵循著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的双项规律。由于人们生活和思维的日趋复杂，要表达的内容增多，于是需要创造新字，汉字也就从简趋繁，增加笔划后才能造大量新生字；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于是人们便寻求简捷的书写方式。但研究表明，整体看来，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从简趋繁的字多于从繁改简的字。

推行简化字的另一理由是为了消除文盲，让劳苦大众也能识文认字。事实上大陆简化字推行了四十多年，可至今文盲仍一亿多，半文盲更不计其数，相反，在台湾，依然是繁杂的正体字，可由于政府注重教育，扶助平民子弟入学，到七十年代就扫除了文盲。由台湾与大陆这组比较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普及教育的关键不在文字笔画的多少，而在政府用心的多少。

赞成简化字的人认为，汉字不就是个代号吗？代号不是越简单越好吗？与其花那麽多时间来学认字，不如多花时间来学习真正的文化。其实这是种误解。汉字每个字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文化，一个固化的资讯模块，在学认字写字的同时就是在学习中国的文化。比如奋的简化字把中间的\隹\字简化掉了，隹是什麽？它是种候鸟，下面的田代表鸟的栖息地，这个字说明候鸟只有奋力展翅，才能完成南北迁徙，去掉隹就丢掉了奋的最本质的资讯。

六十年代的简化方案使汉字由平均16笔画降到了10.3画，到1977年xxx又想推行第二套简化方案，欲将笔画降到十以下，后因民众反对强烈而停止。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英文中有很多字也很长很难记，我们能不能把它也简化了呢？难道文字最重要的就是它书写的繁简程度吗？为了简单，废除文字，不写字不更好吗？这当然是笑话，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在全球能对祖先的文字大动干戈，横砍竖切的，恐怕只有xxx了。

有句俗话：三代出一个贵族。意思是说，一个人文化气质的培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出一个气质高贵的人，事实果真如此。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沈积都要求有个继承过程，只有继承了前人的，站在了前面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才能有所发展。所以我们说，简化字最大的弊端就是割裂了文化，使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命脉被简化字割断了。由于那麽多新字出现，废除了那麽多正体字，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哪怕是大学生，也很难阅读40年前的报刊，更别说在那以前的古籍了，中华文化被拦腰砍断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时发行了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里面错字连篇。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北大文人都闹这样的笑话，可见中华文化后继无人也。

在中华历史上，出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断送了先秦以前的先皇教导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对文化的巨大损伤就数这次的简化字了。活生生地把后来的炎黄子孙隔在了祖先文化长河的外面，让新中国出生的人成了「文化无根人」，成了文化荒漠里的人。有人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搞拿来主义吗？可学来学去，事实又如何呢？很多时候都是邯郸学步，没学到别人的，反而把自己以前的好东西也丢了。

一苇

好贴好贴，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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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历史是从来不宽恕那些破坏文化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过远远超过杀人放火。

 

《随想录·汉字改革》

 

巴金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一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二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为复杂，变为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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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功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斗鬥不分、面麵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bo_bo

僅作研究探討。

悉尼

繁体字是要认识一些的，如果会写更好特别是在书法上。但书写交流还是以简体字为主。满篇的繁体字除了证明自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外只能让大部分人感觉不便。从文字历史来说，甲骨文、小篆、隶书都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现在为什么不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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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起用简体字废除繁体字的由来
 

简化字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商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

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的补充；
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但必须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

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
简体字选定后，由中央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行。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根据上述原则广泛搜集资料，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应征者对简体字的选定原则主要提出了“选定简体字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和“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等意见。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重新考虑了简体字的选定原则，决定完全根据“述而不作”的精神选定简体字，并适当注意缩减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汉字整理组。汉字整理组重新确定了编制简化字方案的四条原则：

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
简体字以印刷体为准，其构造宜注意与手写体相近。偏旁简化可以类推；
异体字有本组另行处理，代用字暂不入本表；
简体字表公布时，以简体字为主，附注繁体。排列按起笔丶一丨丿乛的次序，首笔相同视次笔，另附由读音检简字及由繁体检简字的两个检字表。

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4年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5年7月13日，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

 

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简化字由原草案的798个调整为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决定将异体字不放在简化方案中解决，拟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中，修改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中的19个简化字，取消了一个简化偏旁。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调整，简化字的字数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到54个。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955年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正体字”的地位。

 

1964年2月4日，国务院同意了1964年1月7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报告，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

“产量翻几番”。其中“量”和“翻”已经过于简化为同音字“两”和“反”，但这些过度简化的字在民间仍然大量使用。

 

1977年12月20日，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除“二简字”。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2235个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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