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允许有爱情

老支青

1978年，我还在在陕北插队的时候，也在延安插队的表哥不知怎么跑到青海我姐姐那去了，然后通知我说，你也来吧，我们去青海湖玩。我那时在北京养病，听了召唤，背个小包，当天买张站台票就上了去西宁的火车。我的突然到来着实让姐姐大吃一惊。为了满足我们去青海湖的愿望，姐姐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到格尔木农建12师送水泥的大卡车。我和表哥坐上就跟着张师傅出发了。

路途遥远，这是青藏公路的前半段，过日月山、走青海湖、茶卡盐湖、到了香日德就进入了沙漠。路越走越荒凉，那天晚上我们住在离格尔木不远的一个小客栈，我和一个20岁出头的女知青住在一间房，她只是告诉我她是格尔木农建12师的，是青岛知青，我知道这些人是在65年，响应号召来支边的，从此就远离了尘世，在一个所谓的沙漠中的绿洲安下家来，到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5年了。我那时对兵团并不了解，更不知道这个女知青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走累了，我倒头就睡了，半夜，我被抽泣声惊醒，看那女知青趴在床头一直在哭，根本就没有睡，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是纳闷她为什么这样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装睡，迷迷糊糊睡到早晨，起来的时候，同屋的知青大概也要动身了，她知道我们是到格尔木农建12师送水泥，就给了我一封折成蝴蝶结的信笺。让我到兵团交给一个叫***的人，那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随后她搭了一辆回西宁的车走了。走的时候，我清楚的看到她凄苦的眼神和无限的留恋。我们于是也坐上张师傅的车，继续向目的地进发。我拿着那封信，一直有种好奇，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好在信根本没有信封，也就草草一折，我知道偷看别人的信是不对的，但那时年轻，无论如何无法克制哪种好奇心，就偷偷打开来看了。
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看时，才知这信是写给她男朋友的。原文我已经不能复述，只记得大意就是团里不允许知青之间谈恋爱，可多年的远离尘世的枯燥生活使这些青年有着无限饥渴，尤其是青春年华，怎能没有爱情的滋养。这两个人偷吃了禁果，结果女的怀了孕，可团里就是不让他们结婚，说他们违反了纪律，随着女的肚子越来越大，一切都了不及了，团里又怕影响其他人，就破例让女的回青岛生孩子，要知道，那年头未婚先孕是多么丢人的事，女人即使回到家也会受到方方面面的白眼，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会原谅她的。记得信中是这样写的。她痛不欲生，又舍不得心上人，矛盾中，她无处诉说，只有用眼泪洗面。那张信笺是被眼泪浸过的。至此我才大致了解了那个女知青的来龙去脉。
张师傅经常拉东西到兵团去，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记得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有上山下乡的先驱，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65年就到兵团去了，去时是一腔热血，到了以后才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这些青岛的知青就这样来到了沙漠当中的一小块所谓绿洲，听张师傅说这里就是关上劳改犯都不怕他跑，因为四边都是沙漠，没有车，渴也渴死了。所以这里的知青是什么生存环境就不言而喻了。兵团居然还有规定，像军队一样不许谈恋爱，你说这些知青不是和劳改犯没有区别了吗？汽车一直在沙漠中的公路上开行，总会看到一些养路工，用牛拉木板，清除路面上的沙子，汽车如果掉下公路可就惨了，下面全是沙子，轮子打滑就是上不来，除非用大车来拉。所以别看路直，不熟悉的司机还真不一定行。眼看前面有了房子，司机说前面就是12师的驻地了，看到地里干活的人都戴了草帽，草帽沿上缝有纱布做的盖头，一直系到脖子，不带草帽的人，都用一个小毛巾往脸上抽，我们在车里不明就里，可车一停下来，才知道，原来是这里的蚊子太厉害，个儿足有苍蝇那么大，见人就叮，上个厕所，屁股就得叮几个大包，我们也只能用手绢不断抽脸了。沙漠中的7月，白天热的出奇，可所有的人都扎着袖口和裤腿，不知道这热如何能受。
紧接着是卸掉车上的水泥。我们到了屋子中，沙漠中的热浪仍然阵阵袭来，一会就大汗淋漓了。我打听那个我要带信给他的知青在哪里，别人告诉我，卸水泥去了。在那辆装满水泥的车上，几个知青正往下抗水泥，车后边搭了一个跳板，知青们每人都是穿了雨衣、雨裤和雨靴，带了口罩，一次背两袋百十斤的水泥袋，把水泥从车上卸下再码放到仓库里。看不到他们的脸，但远远的也能听见他们沉重的呼吸，看到装卸水泥扬起的灰尘。等到卸完了所有水泥，这些小伙子，不顾周围的人，迫不急待的脱掉外面的雨衣、雨裤，才看到他们只穿了一个短裤，裸露的身体汗水像小溪一样在流淌，在阳光下闪着光。当脱掉雨靴的时候，竟然能从里边倒出大量的汗水。我看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痛，这里的知青哪个不是父母生养，如果他们的父母看到这一幕该会心疼成什么样子呀。听说有人找，小伙子匆匆穿上衣服就把我叫到一边，我说有人让我给你带封信，并简单告诉他我在头天晚上遇到的情况。他一把夺过信，当着我的面就打开来看，那是一封用眼泪写成的信，小伙子边看边流泪，最后差点就放声痛哭了，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就悄悄的走了。听张师傅说，这里管的可严了，刚来的时候，生活比现在苦多了，房子都没有，知青们住帐篷，开荒地。军事化管理，不许谈恋爱。可真是非人的待遇呀！
据说，1965年、1966年（文革前）山东有近万名知青到青海建设兵团，目前，还有30多人留在了青海。40多年前的格尔木一片荒芜，放眼望去，除了戈壁，连土坯房子都很难找到。那时格尔木还不叫市，是个小镇，人烟稀少，小镇上主要有3种人，解放军（专门为驻地运输物资），地质勘探队员和劳改犯，当地人很少。当年在格尔木的生活环境异常艰苦。那里海拔2700米，下雨极为罕见，缺水现象非常严重，种庄稼全靠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大家常年口唇干裂，喝的水都是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里面还游弋着红色细长的小虫子，但谁也顾不上那么多，眼睛一闭仰头便喝。因水珍贵，一星期只洗一次脸。由于海拔太高，水烧到80度就咕噜咕噜冒泡，手伸进去根本不觉得烫，蒸出来的馒头总是黏糊糊的。没有食盐吃，从盐湖里直接挖出来的盐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就直接用，也有人想出土办法煮盐，沙子等杂物沉淀到锅底，炒菜的时候就直接浇盐水。
内地一年有四季，格尔木一天就有四季，早晚温差大，中午太阳晒的时候地面温度就是五六十度，整个戈壁滩没有一点阴凉地，只好穿皮大衣。人们常说穿皮大衣保温，但那里是夏天穿皮大衣保凉，因为穿上皮大衣后护住身体不让外面的热气透进来，这样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穿得越单薄越晒得厉害。冬天的中午也有20多度，因为温度太高，那里人死了是不会烂的，都晒干了，跟木乃伊一样。但到了晚上即便是夏天也会非常冷，现在柴达木还是这样。
最难以忍受的是那里的蚊子特别多，而且特别大，每年的5到8月，蚊子非常疯狂。在路上，你就能看到前面穿深色衣服的人身上很快就变成灰色的，因为蚊子把整个人身上都爬满了，随便一拍，就可以拍死一把蚊子。所以那时知青去上工必须穿得非常厚，还要戴着防护罩，否则会被蚊子团团包围，叮得浑身难受。在那儿上厕所非常困难，特别是女同志，只要一露屁股，成群的蚊子就会马上叮上去（我已经体会过了）。知青们想了很多办法与蚊子作战，比如在上厕所前先烧一堆火，然后把火踩灭，用烟熏蚊子。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被咬得到处是包，时间一长，许多人的眉毛就被挠掉光了。戈壁滩上的沙尘暴非常厉害，每年的2月，你经常会发现远远地一堵漆黑的墙疯狂地向你逼近，顿时产生一种令人恐惧的压迫感，等沙尘暴经过身边时，感觉就像到了地狱，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沙子劈里啪啦劈头盖脸向你打过来，那时你必须赶快趴到地上，要不就会被吹走。等沙尘暴过后，爬起来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沙子埋了很深。
格尔木的沙尘暴非常频繁，张师傅就遇上过。有一次他在住处休息，忽然感觉屋外有什么动静，出门一看，远处的昆仑山，只剩下一半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沙尘暴像大幕一样，把昆仑山遮挡住了，紧接着便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们几个司机连忙把门帘子放下来，用毯子把门堵上，把窗户关死。这时候，就听房顶上哗啦哗啦的，乱石打了过来，正在播放的收音机忽然断了信号，只剩下刺刺啦啦的声音。听着窗外乱石碎沙急逝而过的声音，感觉房子都要掀倒了一样。
张师傅还告诉我们，知青到了格尔木后，首先是要盖房子。说是盖房子其实是挖地窝，在地下挖半截，然后在地上盖半截土坯，最后铺上一些树枝当房顶。当时打土坯要和泥巴，水特别凉，都是雪水，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手伸到沙子里面去暖和暖和，虽然沙子也很凉。这些从城里来的孩子，还只有十六七岁，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啊？打土坯烧砖时，要求两个人抬60块土坯到窑洞里去。60块土坯，就是300斤的重量，超过自身重量好几倍。
生活苦，劳动强度大，还不让谈恋爱。因为那时还没有大批开展上山下乡，下面也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学生。有的地方甚至以为这些人就是来劳改的。文革前的知青，比后来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惨的多。但爱情这东西，禁是禁不住的，可惜当时的兵团领导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当然后来解禁了，无法不解禁呀。可以想见，这些知青是怎样熬了过来。后来改制了，他们有的在那里娶妻生子，有的后来返城了，不知这些人现在生活的好不好。但许多年来，我总忘不了那个哭了一夜的女知青，现在也该做奶奶的年龄了。那一代人呀，该如何评说呢？现在格尔木已经成了市了，那些曾经在那里战天斗地的知青们看到这一切，心中会翻起怎样的波澜呢？

 

                                           转载北京知青往往

老支青

    就是我支青，在读这些文章时也无法不动情。可是，可是支青付出了青春，血汗，生命之后，留下了什么？狂热的劳作使美丽的草原滥垦成一片片沙化的荒地。支青种植的树已有60％以上死亡，也就是说，几万边疆支青拓荒十年的汗水和心血几乎化为无有！白白抛洒青春。轰轰烈烈进行了一场违反社会和自然规律的空想乌托邦运动…….

悉尼

人和时代相比，是渺小的。。。

悉尼

不是还有另外那40%吗

轻车熟路

悉尼说得对，支青大哥是做了贡献的，后人会记在心里。

老支青

这一代人两种命运

 

 

    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弃儿，邓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对这一代人不幸经历的认真理解或误解才刚刚开始。在上山下乡被毛泽东政治化了的１９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没有人能公开陈诉知青的苦难；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学化的形式对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经历进行了心酸的描述，给予上山下乡运动以辛辣的批判。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对知青一代人经历的理解走向了学术化，但却是诠释的歧异化。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司养眼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杨帆呼唤要为这一代人“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着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