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巨献]阿姆斯特朗自传之—重返艳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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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了。说实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癌症像一场竞赛，只是终点发生了变化。癌症和自行车运动一样，都需要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都需要与时间竞赛，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查看一下进度报告，需要计时点，需要依赖各种数据和验血报告。惟一的区别是我必须比骑车时更加而且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对付癌症时，我不能没有耐心，不能落下一圈。我必须考虑生存，考虑如何挺过去，考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切的目的都是康复：赢回我的生命将是最大的胜利。” “运动，我对自己说。我会起身，穿上运动服，戴上随身听，散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会走上门前的陡坡，走出大门，一直走到公路上。 我只要能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 “在接受化疗的最初几天里，许多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仍有可能毁了我。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琢磨着卖掉什么东西。我估计自己在经济上完蛋了。我从一年挣200万美元变成了分文不进。我有一些伤残保险，但仅此而已。我不会有任何收入，那些赞助我或者资助我的公司一定会不再支持我，因为我无法比赛。我如此珍爱的宝时捷车现在看来就像是买来把自己惯坏的奢侈品。我需要每分钱来支付医药费。我开始计划一场大拍卖。我要卖掉那辆宝时捷，卖掉一些艺术品，卖掉其他一些我钟爱的东西。“ 　　“几天内，宝时捷就卖掉了。我卖它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认我可能需要每分钱来支付我的医药费，无论后半生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都得继续生活下去。其次我也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削减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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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下来的机会究竟有多大？我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病情不相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医学界所说的把握不把那些无法理解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在还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估计某个人生存的把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绝对正确，反而只会剥夺人们的希望。希望是对会恐惧的惟一灵丹妙药。 ” 　　“为什么会是我？我究竟有多大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半生都生活在简单的赢与输当中，但是癌症教会了我忍受模棱两可。我开始明白，疾病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它会摧毁一位坚强的人，但它也会奇迹般地放过一位注定要失败的意志薄弱者。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能在赛场上获胜，我就成为一位更加坚强、更加有价值的人。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我并不比化疗中心坐在我身旁的人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这不是价值问题。 ” 　　“恐惧和希望，哪一个更强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我最初非常害怕，而且感到绝望，但当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夫们分析我的全部病情时，我拒绝让恐惧完全掩盖我的希望。有东西在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恐惧完全占据你的心房；因此我决定不再害怕。” 　　“我要活下去，但我是否能够活下去却是个谜。就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相，就在那种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学会害怕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育过程。如果你曾经如此害怕过，你就会比在多数人更了解自己的脆弱。我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人。我出身微贱，没有任何可以寻求慰藉庇护，只有自我安慰：这场疾病会迫使我比以前更加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寻找到不同的道德观念。”

鲁西西

：）谢谢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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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傍晚和晚上，除了拉•特蕾丝外，我的病房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如果我有力气，我们会正儿八经地聊上一会儿。我和大多数人在一起时总是比较腼腆，话也不多，但和拉•特蕾丝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话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她说话轻声细语，而且善于表达她自己。拉•特蕾丝不到30岁，长得非常漂亮，有着牛奶咖啡色的皮肤，但她的自制力和善解人意远远超出她的年龄。在其他同龄人晚上去夜总会的时候，她已经当上了肿瘤研究室的护士长。” “我给她描述我和自行车，超轻的车身，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车轮是多么优雅，性能是多么良好。我告诉她车上的每个部件值多少钱，重量有多少，以及有什么用。我告诉她怎样将自行车拆开，装进包里提着走。我还告诉她，我对自行车的每部分了如指掌，能够在刹那间对它进行调整。” “我告诉她，自行车必须与你的身体相配，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被焊接在车上一样。车架越轻，车的反应就越灵敏，而我的赛车只有18磅重。车轮会对车身产生离心作用，我告诉她。离心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这就是车速的关键。“车轮上有32根轮辐，”我说。快速拆卸的杠杆能使你将车轮迅速取下，更换新车轮。我的机械师不到10秒钟就能补好轮胎。 　　“你总是这样弯着腰不累吗？”她问。 　　累，我说，有时候累得腰都像要断了一样，但这就是速度的代价。车把只有车手的肩膀那么宽，我解释说，而且呈半月形向下弯曲，这样你在车上才能采取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姿势。 　　“你们骑车时用的座凳为什么那么小？”她问。 　　赛车座凳非常窄，形状完全按人体解剖原理设计，其背后的原因是如果你要一连在上面坐上6个小时，你肯定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擦伤你的大腿。你宁可忍受硬座凳，也不愿意遭受大腿被擦伤的折磨。就连你穿的衣服也有讲究。骑行服轻而薄，必须完全贴身，因为你必须穿着这种衣服经受各种天气状况，不管是酷暑还是冰雹。骑行服可以说就是你的第二层皮肤。短裤上有羚羊皮座垫，缝制时针脚藏在里面，以避免骑手出皮疹。 　　当我把关于自行车该讲的一切都告诉过拉•特蕾丝后，我给她讲起了风。我向她描述风吹在我脸上和头发上的感觉。我给她讲述在野外看着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远方山谷中波光粼粼的湖面时的感觉。有时候，迎面吹来的风像我的亲密朋友；有时候，它像我的仇敌；有时候，它又像上帝的手在推着我向前。我向她描述冲下山坡时的感觉，那就像踩着两个只有1英寸宽的车轮在飞翔。 　　“你在那里是多么自由啊！”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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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手环——成立挨整基金会 化疗的第三疗程结束时，我给比尔•斯泰普顿打了个电话。“你能不能查一查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都需要什么手续？”比尔、巴特和另一位密友（也是位业余自行车手）约翰•考里奥特有天下午在奥斯丁的一家餐馆和我一起集思广益。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创办一个基金会，也不知道该筹集多少钱，但那顿午饭吃完时，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奥斯丁举办一次慈善自行车赛。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玫瑰自行车赛”。我问是否有人有时间来负责这个项目，考里奥特举起了手。考里奥特在一家夜总会当酒吧招待，我以前常去那酒吧，偶尔也顶替他充当一次酒吧招待。他说他时间安排可以允许他有工夫认真地负责好这个项目。这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不想有许多其他开支，而无论筹集到多少款项，我们都直接用在对付癌症上。 　　但是，比尔对这个基金会的基本目的不是太清楚。我知道，由于我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人们自然会听我的，但我不想把这个基金会变成我进行自我宣传的讲坛。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且我永远不知道我在自己战胜癌症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我对其中的意义并不真正十分清楚。我只是想告诉人们，“坚决抗争到底，就像我一样。” 　　在和尼克斯大夫谈到我能如何尽一份力量时，我决定研究也算作这个基金会的目标之一。爱因霍恩大夫和尼克斯大夫的学识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以某种微不足道和办法来报答他们俩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在我身上所花的精力和给我的关怀。我设想成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对请求提供资金的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哪些请求最好、最舍得提供经费，最后将经费发放出去。 　　但是，与癌症的较量有那么多战场，我不能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方面。我结识了那么多直接和间接地参与这场战斗的新朋友：病人、医生，护士，家庭成员，和科学家。我开始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要比与我所认识的一些车手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密。这个基金会能使我与他们所有的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要通过这个基金会把我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告诉大家：如何克服恐惧，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对疾病的彻底了解，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尤其要让大家知道，得了癌症并不一定就是被头版死刑。它有可能是通向第二次生命、通向内心世界、通向更好生活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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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车友关心的问题——自行车本身 准备重新参加环法 “出院一个月后，我飞到法国出席了科菲蒂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队官员看到我露面时都大吃一惊，但我想让他们看到我并不是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看到的那个脸色苍白、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我告诉科菲蒂斯车队的人，我想在春天回来，甚至和其他队友一起训练几天。他们似乎很高兴。 　　我开始认真地训练，每天骑4小时车，在我以前特别钟爱的一些道路上骑上100英里，从奥斯丁骑到温布里、滴水泉城、新瑞典等小镇。这些小镇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棉田，远处有一些拖拉机和教堂的尖顶。但我不喜欢我的感觉。我有时会骑上一个小时左右，算是很小的运动量，但我仍然会精疲力竭，仍然要睡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骑车时的速度不算太快，心率约每分钟130下，但我往往第一天感觉良好，第二天感觉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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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尔找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不错的机会――美国邮政车队。这是一支美国人出资、美国人赞助的新车队，其主要投资者是旧金山的一位金融家汤姆•威瑟尔。汤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老东家――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老板。惟一的难题是报酬。邮政车队给的底薪也很低。比尔飞到旧金山，与车队总经理马科•高斯基你来我往拉锯般地紧张谈判了好几天。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虽然我手头仍然有科菲蒂斯的合同，但我对他们已经深恶痛绝，几乎宁愿不参加比赛也不愿意代表他们去比赛。我的伤残保险在5年内每个月都能给我带来2万美元，加在一起将高达150万，而且不用交税。伦敦的劳伊德保险公司已经通知比尔，如果我重新参加比赛，我将自动失去这份保险。我认为，如果我准备冒险重赛场，那我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否则，毁掉我的伤残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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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后，我参加了巴黎－尼斯自行车赛。这是除了环法赛以外最艰苦的分段赛之一，要在冬天恶劣的天气中连续骑上几天。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个“预赛”――一个计时赛。这可以算是一种排名，预赛的结果将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我列第十九名，这对一个刚刚从癌症中康复的人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我却不那么看，因为我以前总是名列前茅。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外面下着雨，而且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度。我一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不想在那种天气里骑车。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早饭，然后与其他队员一起讨论当天的战术。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的头号国手乔治•西恩卡皮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一起等他，帮他赶上去。 　　在出发区，我坐在一辆汽车里，尽量保持体温，心中在想着自己是多么不愿意在那里。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那么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在。我一走进车外的寒风中，心情就变得更加糟糕。我沉着脸戴上护腿，竭力不让雨水淋到我露在外面的皮肤上。 　　比赛一开始是一段平坦的长赛段。雨水从侧面打来，而从侧面刮来的风让人觉得气温远低于零上2度。没有什么比在雨中骑一段漫长而平坦的道路更让人士气低落。起码在爬坡时，你的体温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你得发力，但在平坦的道路上，你只会冷到骨头里。什么样的鞋罩都不管用。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够。在过去，我之所以能获胜就是因为我比其他选手更能忍受艰苦的条件。可是这一天不行。 　　西恩卡皮的轮胎瘪了。 　　我们都停了下来。主车群丢下我们向前冲去。等我们重新上路时，我们已经比领先的选手慢了20分钟，而在那种大风中，我们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把落下的时间补回来。我在雨中向前骑着。 　　从侧面吹来寒风穿透了我的衣服，我很难在沿着公路前进时稳住车。突然，我把手举到车把上面，挺直腰，将车拐到路旁。 　　我停了下来。我要退出比赛。我要放弃这项赛事。我取下我的号码布。我想，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一生，我快要冻僵了，浑身湿透，名誉扫地。 　　弗兰基•安德鲁就骑在我的后面，他记得我挺直身子将车拐到路旁时脸上的神情。他能够看出，我可能有一阵子――甚至是永远――不会再骑车了。弗兰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完了”。 　　等车队其他队员在这一赛段结束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我不干了，”我告诉弗兰基，“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我要回家。”我不在乎我的队友们是否能理解。我说了声再见，把行李包甩到肩上，扬长而去。 　　放弃比赛与我身体上的感觉没有任何关系。我仍然很强壮，我只是不想留在赛场上。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是否只想这样在寒冷中忍着疼痛去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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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我开始喜欢这种专心致志的训练，白天拼命骑车，晚上睡在木屋中。我甚至喜欢上了那恶劣的天气。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尼斯赛场上，正紧紧盯着那些战胜我的因素。在巴黎摧毁我的是那寒冷、潮湿的天气，而我现在却从相同的天气中得到了满足，就像从前一样。 　　强化训练快要结束时，我们决定去骑白山。克里斯提出这个建议时，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曾经有段时间，那座山仿佛就属于我。那是座积雪覆盖的山峰，高5000英尺，骑车上非常艰难。我两次在杜邦赛中获胜，这都是至关重要的赛段。我还记得费力骑上山坡时的情景：道路两旁都是围观的人群，道路上还写着我的名字：“阿姆斯特朗，加油。” 又是一个雾气腾腾、小雨绵绵的寒冷日子，我们一起出发，计划先骑上100英里，然后再回头去征服白桦山。克里斯会驱车跟在后面，这样一来，我们到达山顶后就能把自行车放在汽车后面的架子上，然后坐车回木屋吃晚饭。 　　雨越下越大，我们在雨中骑呀骑，4个小时过去了，5个小时过去了。等我们来到白桦山脚下时，我已经连续骑了6个小时，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但是，我从车凳上站了起来，开始向那山峰冲去，并且将鲍伯•罗尔甩在了后面。 　　我开始爬坡时，看到了令我毛骨悚然的一幕：道路上仍然写着我的名字。 　　我的车轮飞速驶过那些风吹雨打后已经发黄的白色字迹。我低头看了一眼，淡淡的字迹是：“兰斯万岁！” 　　我继续往上骑，山势越来越陡。我奋力踩着踏板，使劲骑着，身上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我的身体本能地对坡道作出了反应。我不同自主地站到了踏板上，加快了速度。突然，克里斯开车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摇下车窗，开始给我鼓劲。“上，上，上！”他大声叫道。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加油，兰斯！加油，兰斯！”他喊叫道。我奋力踩着踏板，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短。我加速了。 　　那次的爬坡唤醒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在我向上骑的时候，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了所有的转折点，我的童年，我早期的比赛，我的疾病，疾病又如何改变了我。也许是爬坡这种原始的行为迫使我开始面对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现在是结束找借口逃脱责任的时候了。动起来，我对自己说。只要你还能动，你就没有病。 　　我又看了一眼车轮下的路面，看了一眼从轮胎上飞出的水珠，以及飞速转动的囹圄。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已经淡化的字迹，看到了被雨水冲得已经模糊的我的名字：加油，阿姆斯特朗。 　　我继续往上骑。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看到了其中的轨迹、良机，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目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体验这漫长而艰难的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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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我继续在赛场上稳步提高成绩。到了8月，我和基克已经对我将来在赛场上的表现充满了信心，决定在尼斯买一座房子。就在基克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办理各种银行手续，购买家具，搬进我们的新家时，我和车队其他队员出发去参加历时3星期的环西班牙赛。这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赛事之一，也是自行车三大赛事之一――环意大利赛、环西班牙赛、环法赛。 　　1998年10月1日，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将近两年后，我骑完了环西班牙赛。虽然我只获得第四名，这个成绩却像我所赢得过的任何赛事同样重要。我在23天中骑了2348英里，只比第三名慢了6秒钟。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的亚伯拉罕•奥兰诺，他只比我快了2分18秒。更为重要的是，我差一点赢得了最艰难的山地赛段的胜利，当时寒风刺骨，气温低得滴水成冰。比赛非常艰苦，几乎有一半的车手退出了比赛。但是我没有放弃。 　　在环西班牙赛中获得第四名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重返赛场。我以前一直是位杰出的一日赛车手，而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历时3周的分段赛。环西班牙赛意味着我不仅重返了赛场，而且比以前更加出色。我现在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赛事中获胜。我到处参加比赛，赢得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排名分，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