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咱们的老济南

悉尼

很多车友和悉尼一样，是外地来济南的。

 

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建设得越来越现代化，一点不亚于世界大都市的规模。如果能保留一点文化的传统，也许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只有加深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的了解，才能完整地把握这座城市发展的走向。你对济南人有了深刻的了解，你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走向的把握便会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人们在宣传这座城市的时候，往往着眼于它的自然、人文景观，或着墨于几个历史上的文人名士，却忽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济南市民人文性格的研究。其实，每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市民，作为一个整体，都是有着鲜明的个性的。譬如北京和北京人的“大气自信”，上海和上海人的“精明细腻”，成都和成都人的“闲适洒脱”，哈尔滨和哈尔滨人的“强悍粗放”……那么，济南和济南人呢？

对针掉到地上后寻找针的态度和过程：江浙人用机敏的耳朵仿佛听到针落地的那一丝细弱的声响，精明的头脑马上判断出针落地的大体方位，然后想法找来一块磁铁就地一滚，找到针后，小心放好，便美滋滋地哼起一首小调，一表心中快慰；山东人则不同。他们会立即蹲到地上，用双手摸来摸去，直到摸到为止。他们不会像浮躁虚华的法国人那样，用扫帚乱扫一起；也不会像笃实严细的德国人，使用尺子和粉笔画上方格仔细寻找；当然也不会像江浙人一样精明地使用磁铁。找到针后，山东人会把它扔到桌子或窗台上，拍拍身上的土，若无其事地干别的事情去了。

于是，该书得出了山东人“豪爽敦厚”的结论。实际上，这是广而言之，济南人具有山东人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继续上面的假设，来补充说明济南人的性格特征：针掉在地上后，济南人决不会大惊小怪，仿佛出了多大事似的，先强调一下找针的困难，列举一大堆难以完成找针任务的客观理由；而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去找针。济南人信奉的是“少说多做”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找到针后，济南人更不会张扬炫耀一番，甚至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假设”：其实他找的这根针原本就不是属于他的，他只是自认为理所应当地在帮助别人。 元代有位学者写了本《遂间堂记》，称“济南人敦厚、阔达多大节”。济南人的地域性格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性格，济南从远古至今都是一个宽容、遵守规则和秩序的城市。

济南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是明显特征之一。官方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井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

济南人，其实是个宽泛的概念。不在乎你的祖籍是否在这里，也不在乎你是否在这里长大，不论你曾经对它满腹怨言还是赞美有加，也不论你为它贡献过一砖一瓦还是拿走过它一针一线，只要你充分地呼吸过这里的空气，喝过这里清冽甘甜的泉水，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若干年，那么，你就是济南人，济南人就是你！

济南这座城市是宽容的，一如济南人从来就是宽容的。在这座城市里，你感受不到其他大城市弥漫着的排外情绪。有些地方的人，一听你讲的不是本地口音，便立即态度恶劣起来。济南人不！济南人听你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或南方普通话，甚至会格外热情。在济南，很多开发廊、卖小吃或钉鞋的温州人都说，他们很少受到当地人的冷落或欺侮。不管是在餐馆里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或是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医院里，乡下人不会受气。

济南曾被誉为“书山艺海”。一个山，一个海，同样也是济南人文化特性的真实写照：山一样的深邃，海一样的豁达。相声、评书、京剧、豫剧、黄梅戏，抑或那吴侬细语的越剧、评弹，济南人一概不排斥，而且欣赏得有滋有味。王朔的小说，济南人看得津津有味；钱钟书的文集，在济南也卖得很俏。可以这样说，兼容并蓄，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济南和济南人的性格魅力。

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外来人初来乍到时，对这座城市和济南人是颇有微词的，甚至是大发牢骚。然而，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依然笑脸相迎，接纳了他们。不多时日，这些人的性格也迅速为济南人同化。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少考虑自己究竟是不是济南人；况且，真正的土著已经难以成为济南人的大多数了。

数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的济南文化，有着极强的溶解力，轻而易举就将外来的东西消化溶解了，并将外来者塑造成与这座城市性格相谐的角色。这倒也应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济南人的性格永远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性格。 济南的一切都那么中不溜儿地具有“中庸之道”的状态，所以它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典型意义。济南虽以其湖山秀丽，古迹众多，名贤辈出闻名，却从未享有全国京师的殊荣，历来仅有作为县、州、府、省的份儿，现在也只是全国的一座中等城市。

然而在众多的省会城市中，它既是文化古城，又是近代史上自动开辟商埠招商引资的最早的一个，属于中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它既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风柔日丽之美，又处于巍巍泰山滔滔黄河之间。它位于内陆，又离海洋不远；地处华山，却又‘潇洒似江南’。它是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明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一切都那么中不溜儿的具有‘中庸之道’的状态。西安是座文化古城，给人的感觉却有些老气横秋；深圳是生机勃勃的，又少了那么点文化底蕴；成都的文化底蕴倒非常厚实，却又了无灵气和潇洒；江南小城可谓通灵剔透，但独独没有那般醇厚和雄浑。

兼容并蓄是济南的城市性格魅力，而这种性格魅力使得济南人似乎也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庸性格——济南人要雅能雅到极致。演艺界的艺术家都有个体会，只要你能在济南演红了，那就走遍全国也不怕了，说明济南人鉴赏水平高；再看李清照、辛弃疾、杜仁杰、李开先、马国翰等济南人，哪个不是大雅之士？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养花种草、喂鱼玩鸟，济南人哪个不会？英雄山文化市场据说是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和图书市场。济南人雅吧？！但要俗也能俗到家。济南归根结底还是一座平民化的城市。你能想象用诸如“辘轳把子”、“羊头”、“棘针”之类的俗语作为街名吗？济南人就能。辘轳把子街、羊头峪、棘针市(后改谐音“制锦市”)，不都是济南人耳熟能详的吗？

雅与俗，豪爽与礼数，理性与义气，朴野与巧智，开放与保守，委婉与率直，这些看似矛盾的双重性在济南人的骨子里融合交汇成一体，形成了济南人独特的中庸性格，就像这座城市所独有的文化奇观一样。

济南人的性格决定了济南话的硬度，济南文化滋润了济南话生动多样的表现力

很多外地人都说济南话好懂，但是不好听。为什么？一是语调直，少有抑扬顿挫；二是吐字哏，硬邦邦的，很少含混不清；三是嗓门大，声若洪钟，掷地有声。其实，济南人也觉得自己的土语不那么动听，尤其是上了广播、电视。

济南话的特点，实际上与济南人的性格有关。他们豪爽快直，日常语言交流当然也坦诚相见、毫无戒备之心，所以无需转弯抹角；而且唯恐词不达意，所以每个音节都发成重音。然而，细细研究就会发现，全国各地地方话中，济南话是最为丰富多彩的之一，它厚实、简练、生动、形象。比如，说一个人得寸进尺，济南话是“丙着鼻子上脸”；言与某人的关系疏远，济南话说“八杆子拨拉不着”。说女孩子脾气厉害、不讲理且出言泼辣，济南话一个字：“kóu”；普通话“什么时候”，济南话俩字“多咱”，“什么”一词在济南话中更是常常被简约成一个字：“么”。

济南话特点的形成，更是与济南这座城市自古至今的历史文化、经济地位分不开的。在现代济南话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古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如宋代的“夜来”，明代的“崴拉”、“倒达”、“仰摆”等等，至今仍鲜活地活跃在济南人的口头。一些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词和外来语在济南话中更是俯拾皆是。如“赛(蒙语，好)”、“关饷(满语，发工资)”等。济南话中有一个描写动貌的词语，叫“固踊”，用来表示动作范围、幅度都很小的那种动弹、蠕动的样子，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动物、昆虫。譬如：“那虫子没死，还固踊哩！”再如：“你坐就坐好，固踊么？！”好多外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土词，其实，这个词是个古词，最早是描写“虫行貌”的，在《集韵》中有两处可考。把食品饮品等物放在冷水里使之变凉，济南话是“湃”(念“拔”)，实际上这个词是明清时的常用词，《红楼梦》、《金瓶梅》中屡被应用。

有人说过，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但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可以这样说，是济南人的性格决定了济南话的硬度，是悠久的济南文化滋润了济南话生动多样的表现力。

文明、朴实、创新，在新世纪里济南和济南人一道用厚重的底蕴谱写新的形象

济南人没有峥嵘的头角也不算时髦风流，但济南人并不平板，济南人有挺直的脊梁，有厚实的腰板，有勤劳的双手，有憨直的笑脸，有智慧的头脑……济南人的神韵不在眉目之间，不在话语之中，不在于一些细小的特征，而在于其背景中透出的厚重的历史感，在于蕴含在其文化中的味道。

济南人有浓厚的历史，独特的文明，朴实的民风，奉献的精神！还有更多……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株大树，济南文化就是深植于中华大地的一条虬根。济南人不会忘记远古时代就以龙山文化著称于世，济南人更不会忘记他们常以小脚趾是否有层鳞状趾甲来判断他们是否同出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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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济南的炊烟

 

    早年，济南的清晨十分宁静。一早，缕缕炊烟悄无声息地缓缓升起，飘到空中后渐渐地散开，融入了蓝天。在宁静中，用心去看那缕缕炊烟，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舒缓和松弛，还有一种和谐。

    炊烟，不光在济南周边的村庄能看到，在市区也能看到。以前，济南人烧水做饭，大都用煤球炉子。不管是住院子还是住门头，都在自己家门口垒上一人多高的挡风墙，上面盖上雨搭。除了冬天以外，炉子就放在里面。清晨点着了以后，用一天。那时候，煤球儿凭票供应，许多人家为了省点儿煤球儿，都不封炉子，吃完晚饭后用余火再烧两壶水，就让炉子自然熄灭，第二天一早再点。至于引火的劈柴，或是到近郊拾些干树枝，或是到建筑工地拣些碎木头，另外市面上也有卖的，像木材加工厂、火柴厂这些地方就经常卖下脚料。许多人家攒不下煤球儿，却能攒下一大堆火头。因此，济南的清晨总是断不了炊烟。一早，家庭主妇们把炉子提出来，用废纸把火头引着，等火苗儿窜上来以后再往里放煤球儿。火苗儿被煤球儿一压，成了浓烟，于是便拿过半截烟筒，竖在炉口上拔。青烟顺着烟筒冒出来，升到空中，渐渐地散开了。

    有的人家不烧煤球儿，而是常年烧坯子。因为烧坯子比较划算，一是省钱，二是能增加一些数量。从煤店里买回来炭末子，掺上一定比例的黄土，和好了以后平摊在地上，有一寸厚；等半干的时候，用个破菜刀界成半尺见方的坯子，再在每个坯子上界出和煤球儿差不多大的小方块儿。碰上好天气，一两天就能干透了。

    煤球炉子很简单，馆驿街、剪子巷这些地方都有卖的，有白铁皮的，也有黑铁皮的，都是空炉膛，买回来以后还要套，然后才能用。有的人不买，用只漏了底的破铁筲，开个炉门儿，安上几根炉条，套好了以后并不比买的差。套炉膛也有些窍门儿，黄土里掺上麻刀，要用盐水和成硬泥，一层一层地糊在内壁上，再用手蘸着水，把表面弄湿，该去的去，该补的补，肚子要大一些，炉口要小一些。有的人没经验，把炉膛套得直上直下，兜不住火，点着了以后总也旺不起来，用个破蒲扇扇半天也无济于事，只好请个明白的街坊邻居来帮忙。

    那时侯，人和人离得近，彼此都有个照应。这家的水开了或是锅淤了，那家看见以后就过去帮着处理一下。尤其是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就是出去大半天，也不用担心烧干了水壶。

    在那些日子里，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一年到头难得吃一次大锅炖肉。偶尔有户人家炖锅肉，全院子的人都能闻到香味儿。每逢这个时候，整个院子里便有了过节的气氛。先是两个男人凑在一起，在天井里摆上一张小矮桌，你端上肉，我拿来酒。看到其他男人陆续回来了，便招呼一声。这边是真心邀请，那边也不作假，都凑过来，有的添一盘菜，有的扔两盒烟。本来是两个人的浅酌，一下子成了五六个人的酒局。

    女人们忙活完了以后，聚到一起闲聊，都说男人们没出息。男人们都装听不见，一个个仰着脸喝酒，低下头吃肉。酒至半酣，便又是猜拳，又是行令。女人们催了一遍又一遍，可没有一个男人肯离开酒桌。

    第二天一早，女人们照例要起来生炉子。几家的炊烟从天井里飘出去，在空中交织在一起。女人们都有了新话题，这个说，她那口子喝多了，说了一宿胡话；那个说，她那口子更厉害，成了一滩烂泥……说着说着，便都觉得男人们好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声随着缕缕炊烟，飘出去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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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济南的山

      济南北面，有九座孤零零的山，都隔着一段距离，互不相干。而南面却是山峦叠翠，绵亘不断。远一些的有龙洞山、佛慧山等，近一些的有千佛山、英雄山等。

    龙洞山距市区15公里。这个距离现在不算什么，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济南人却都感到有些遥不可及。因此，尽管这里的“锦屏春晓”被冠以济南八大景之首，但也鲜有平民百姓到此一游。就连近一些的佛慧山，也是常年没有香火。

    那时，济南人常爬的是千佛山。年轻人来爬山，纯粹是为了游玩，嘻嘻哈哈，什么也不忌讳。上了岁数的大都是些善男信女，到了兴国禅寺，满脸虔诚，颤巍巍地进去，求几柱香供上，许个愿，还个愿，再颤巍巍地出来，依然是满脸虔诚。每逢一年一度的山会，盛况更是空前，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丝毫也不过分。那时候爬千佛山，什么遮拦也没有，随便进，随便出。现在不行了，除了一早一晚，其他时间要买票，否则进不了山门。

    济南北面的那九座孤山，除了华不注和鹊山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名气。走近这九座山，也都没有什么看头儿。虽然元代的赵孟頫在《鹊华秋色图》中描绘了鹊、华一带的景色，但沧桑巨变，早已经风光不再了。不过，这九座山都沾了千佛山的光，成了“齐烟九点”，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小群体。过去，站在千佛山的“齐烟九点”牌坊下，面朝北举目远眺，能看到若隐若现的九个小山头，确实不失为一景。后来，济南北部空气污染得厉害，灰蒙蒙一片，“齐烟九点”便有名无实了。近年，一向冷清的华不注人气渐渐旺了起来，以前罕有人至的药山也辟为公园，都已经独立成章，有了各自的好前程，并不再计较“齐烟九点”的有无了。

    和济南人最亲近的，莫过于英雄山了。早年，英雄山叫“四里山”，北面有个村庄叫信义庄。这里的人们傍山而居，一早起来，便能“悠然见南山”。住在市里的人们上山，除了纬一路之外，还可以从信义庄穿过去，庄南有一个小桥，过桥后就到山下了。

    每天天不亮，树丛中、山顶上就早已经有了人。许多人亮开嗓子，这边喊一声“我来了”，那边应一句“来晚了”，此起彼伏，把宿鸟惊得“喳喳”直叫。太阳升起的时候，许多人便开始往回走，有的人还小有斩获，提着一捆干树枝，足够好几天生炉子用的。

    英雄山还是个谈恋爱的好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山脚下、半山腰，甚至山顶上，到处是一对对恋人。有时，一对恋人刚刚坐下，忽然发现另一对恋人近在咫尺，于是连忙站起来，再另找地方。

    随着城市的拓展，英雄山已经成了一座城中山。前些年，山北面建起了几排小洋楼，山下还建了围墙和山门，试图把英雄山也封闭起来，但没能行得通。现在，山门从早到晚都敞开着，一年四季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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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济南的广场

现在的八一立交桥东北侧，早年是一个大广场，叫“八一广场”。这个广场属于部队，当兵的有时在这里出操，因此，许多济南人也把这个广场叫作“八一大操场”。

    八一广场是那种硬土地面，没有喷水池，没有左一个右一个的“小品”，夜晚也没有蓝幽幽的灯光，一切都十分平常。查“广场”一词，意为“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一广场更像个广场，因为一个偌大的场地没有被分割成若干小场地。置身其中，能让人感到十分敞亮。

    平时，八一广场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春天，孩子们喜欢在这里放风筝。年龄小的孩子只会扎一种最简单的风筝，叫“粘鱼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总也放不起来。年龄大些的孩子会扎“八卦”和“燕子”，而且能放得很高。年龄小的孩子看着眼馋，干脆把自己的“粘鱼头”扔在地上，和那些大孩子套近乎，想把人家的线拐子拿在手里过过瘾。

    秋天，八一广场的上空格外深邃。男孩子们都聚在这里打尜儿、推铁环、弹球儿；女孩子们则都叽叽喳喳地踢毽子、跳皮筋儿。八一广场附近有个小学，是经九路小学。男孩子们放学后，都跑到广场上来，把书包放在地上当球门，你来我往地踢足球。

    冬天若是降了雪，整个广场一片洁白，看不到一点瑕疵。男孩子们都扎进雪地里，或是打雪仗，或是在雪地上踩出一条冰道，一个接一个地滑冰玩儿。

    广场上最热闹的时候，要数盛夏的晚上了。吃了晚饭以后，住在附近的人们或是拿个杌扎子，或是搬个躺椅，三三两两来到广场上，边乘凉边闲聊。大人们出动的时候，孩子们都十分不情愿地帮着拿茶壶、茶碗儿和暖瓶。到了广场上，也不愿意偎在大人身边听那些似懂非懂的话，而是离得远远的，互相追逐嬉闹。整个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孩子们玩儿累了，或是铺一张凉席，或是放一扇门搭板，东一个、西一个，躺在上面数天上的星星。数着数着，便都进入了梦乡。午夜时分，大人们开始收拾东西往回走。不少孩子睡意正浓，任凭大人们怎么叫，就是不肯起来。大人们只好到家中拿个床单，再跑回来盖在孩子们身上。

    “文革”以前，每逢国庆节，都要在八一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离国庆节还有好多天，老“八一大礼堂”前面就来了许多工人，开始叮叮当当地搭台子。在大纬二路南口，还要搭一个横跨马路的牌坊，搭好了以后蒙上红布，再用一些松柏树枝作点缀。国庆节前夕，八一广场便戒严了，一些当兵的荷枪实弹，比平常精神了许多。国庆节那天，游行的队伍全都集中在八一广场上，等党政军领导人讲完话，便一队接一队，从牌坊下面涌进来。路过主席台的时候，都要高呼口号，然后沿着大纬二路向北行进。那时，在国庆节看游行队伍，是人们的一大乐事，马路两旁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尤其是孩子们，一早就去占地方，游行开始以后，又在人丛中钻来钻去，跟着一辆辆彩车往北走。

    后来，八一立交桥成了这里的一景，八一广场和老八一大礼堂都不复存在了。

    济南的另一个广场，便是火车站广场了。夏天的夜晚，也有一些人来这里乘凉，但人们绝不深入到广场腹地，而是都聚集在西南角或是东南角。在朦胧中，看着老火车站那一组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看着从身边匆匆而过的外地旅客，便很有了一种济南人的自豪感；在静夜中，听着钟楼上那只机械钟的“当当”声，听着火车站里面的汽笛声，那颗平常心竟然顿时生出庄严和肃穆，而思绪也变得绵长了。在这样的情境中，与其说是来乘凉，倒不如说是来体验一种感受。而现在，济南人只能在梦中去寻找那种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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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济南的钟表

钟表，是钟与表的合称。大一些的为钟，如座钟、挂钟、落地钟等；小一些的为表，如怀表、手表、秒表等。但人们习惯把座钟、挂钟等泛称为“钟表”，只有在区分类别时才单独使用“钟”字，例如座钟，绝不能说成“座钟表”。另外，除非涉及到钟表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泛称，并不包括小型的怀表、手表、秒表等。

    早年，凡是家境比较宽裕的济南人，正房的条山几上都有一只烟台座钟。没有条山几的，就把座钟摆放在八仙桌或是带抽屉的方桌上。一进屋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只烟台座钟。

    烟台钟表的生产历史，要追溯到民国初年。当年，威海人李东山在烟台创建了“宝时造钟厂”，注册商标是“宝”字。后来，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去的人员又先后创办了几家造钟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永康”和“永业”两家，与“宝时”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宝”字牌、“永”字牌和“业”字牌的座钟、挂钟都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但在建国前后，大部分济南人都选择表盘上带有繁体“宝”字的座钟，认为这才是正宗的烟台座钟。

    烟台座钟都是木质外壳，做工精细，颜色以紫里透红者居多，和表面的黄铜装饰搭配在一起，既典雅而又华丽。钟摆有规律地来回摆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表盘上是罗马数字，也有的是阿拉伯数字。在靠近四点和八点的部位，各有一个上发条的轴孔。上发条时，左右都要往里拧，不能上得太紧，全凭手上的感觉，适可而止。

    在一些富足人家，不光客厅里摆放着座钟，书房的墙上还有挂钟，卧室的床头柜上也少不了一只双铃的夜光闹钟。在这样的家庭里，钟表的主要功能虽然没有被忽视，但它们更是一种富有的象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普通家庭要省吃简用很长一段日子，才能到“大西洋钟表店”买一只座钟。买回家以后，便会倍加爱惜，在上面盖上一块软布，生怕灰尘钻到里面去。孩子们好奇心重，常常趴在座钟前面，歪着小脑袋，看着那只不停歇的钟摆，听着那种不间断的“滴答”声，猜测着、想像着，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时想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座钟上上弦，往往被大人们呵斥到一边去。

    济南的许多家庭，从来没有使用过座钟或挂钟，而是一直使用双铃或单铃的闹钟。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使用闹钟的“家庭”更为普遍，因为老式的座钟或挂钟都成为四旧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生产的“康巴丝”石英钟样式新颖、价格适中，很受人们喜爱。济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绝大部分家庭都换成了“康巴丝”。如今，钟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家家户户起码都有两只以上的石英钟或是电子钟。

    济南人有两句挂在嘴边的话，都和钟表有关。形容人或事物停滞不前，便说“停摆了”；鞭策、督促一个人，便说“该给他上上弦了”。如果把这两句话用在一些矗立在街头的报时钟身上，倒也十分贴切。近年，作为城市形象的一个部分，济南的街头有了不少为路人报时的钟表，但有一些纯粹成了摆设。有的走时不准确，能差上几个钟头儿，依然不慌不忙地走着；有的早已经停了摆，照样厚着脸皮杵在那里。对这类报时钟，很少有人能留下些许记忆，因为它们既不是什么经典之作，又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基本功能。

    济南人耳熟能详、记忆深刻的，则是老火车站钟楼上的机械钟了。那只德国造的大钟，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分秒不差。它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到了该报时的时候，浑厚的“当当”声就在火车站上空回荡，把准确时间告诉给去外地的济南人，告诉给来济南的外地人。可惜它和老火车站一起，从济南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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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忆旧游大明湖

   　
    早先，大明湖没有现在这么大规模，是个天然的没有人工雕凿的自然而古老的湖。昔日大明湖，满湖荷花、蒲菜、芦苇，纵横交错的地界把湖区隔成一块一块的水田，在北城墙里绕湖岸是湖滩，从北极庙到铁公祠一带住着上百家湖民，近代称他们是“船户”，家家户户门前停泊着船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隗、赵、胡、周、刘五大姓船户，他们以捕鱼、种莲、种蒲、撑船载客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强可以糊口度日。解放前后撑船载客成了船户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每年春、夏、秋季游客增多，船户们全家齐上阵迎接游客高峰。

　　
    那时客船档次区别很大，有平板船、篷船，还有高档次的玻璃大船，这种船需两人来撑，船舱门两侧镂刻着精美的楹联与匾额，舱内设有床榻和八仙桌椅，供游客卧榻赏景、品茗。那时大明湖主要景点有：历下亭、汇泉寺、北极阁、铁公祠等，各景点由船道相通，在船道间穿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船道外全是荷花、蒲子、芦苇挡住了视线，使人感到别有洞天，另有一番情趣。 　

　
   人工撑船速度慢，如果逛全湖景点，近一天时间，游客要在船上就餐。当时乘高档船的游客多是达官显贵，到吃饭时，由船户到芙蓉街的金菊巷内燕喜堂饭庄订饭菜，由饭庄的跑堂用食盒送到码头上，船户在码头接应，一会儿功夫，热腾腾的饭菜就送到船舱内。

 　　
    记得解放前济南府没有公共汽车，来逛大明湖的游客都是坐洋车(人力车)来。外地游客从火车站下车，可到大明湖南门乘船，也可以到司家码头乘船。为了招揽游客，船户非常辛苦，到大布政司街(现在的省府前街)去迎接游客，外地游客有时迎到西门外的估衣市街(现在的共青团路)和普利门。跟着游客乘坐的洋车，边跑边和游客讨价还价，逛多少景点多少钱，逛全湖多少钱，直到生意成交，把游客送到自己的游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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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济南的夏天

    关于夏天，最常记起的是那些关于冰糕的记忆。孩提时，吃冰糕并不是随意能成的事情，那时家贫，冰糕绝对属于“奢物”，炎炎暑日倘若能够吃上一支真可谓喜出望外了。其实，就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准来说，和我一样的同龄人应该大都有着这同样的景遇。那时候卖冰糕的人，是用一个木箱，箱内棉套裹周，然后装满冰糕，放在小推车上沿街串巷叫卖。记得当时济南的冰糕总共三个品种，售价为2分、3分、5分不等，但就这三种冰糕却也分出名堂：2分一支的叫“冰糕”，3分一支的叫“牛奶冰糕”，5分一支的则叫“雪糕”——记忆中，这“雪糕”冰凉爽口，带有浓浓的牛奶香味，不亚于时下任何一种同类冷食。在当时，这5分一支的“雪糕”显然太过“豪华”，平时绝难吃到。

    记忆中，那时候的西瓜似乎比现在的要甜。但甜则甜矣，当时西瓜却不能常吃，这当然还是受消费水平所限。那时住的大杂院，谁家要是开一个西瓜，是一定要给每户送去一点，让大家共享的。这是长期邻里亲情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这种情形也不多见，因为大家一样，都不富裕，谁家也不可能随意就买个西瓜品尝。于是，每当酷暑难熬，大人们就会领着孩子到街上瓜摊去，零买几块打打“牙祭”。那时候，瓜摊分块零卖的生意十分兴隆，远比整卖要好得多。记得现在市华联商厦西北角的位置，当时是一个水果店，店里有个卖瓜师傅，端的是使得一手“好刀”——只见他选一个西瓜放在案上，手不颤，气不喘，眼不眨，“唰唰唰”几刀下去，转眼间“天女散花”，西瓜已被分割成均等的几块，任你挑，任你选，你绝对分不出“大小”来。切瓜能有如此技艺，至今想起仍赞叹不已。

    那时的蚊子比现在多，却绝少有人用蚊香驱蚊(那时蚊香有卖，只是人们无钱消费而已)。一到夏天，街上就来一些叫卖蒿子绳的人。所谓“蒿子绳”，其实就是被农民编制成辫状的蒿草，点燃后可以熏死蚊子。蒿子绳很便宜，几分钱一辫，故被广泛使用。吃过晚饭，人们便点燃蒿子绳，闭紧门窗，然后举家外出乘凉，待夜深回家，蒿绳已经燃完，蚊虫尽死，便可安然入睡了。现在看来，蒿子绳虽能驱蚊，但其烟熏火燎，不但污染环境，对人的身体也有害处。饶是如此，无奈当时别无选择。

    那时夏天，人们最感不便的就是洗澡了。限于当时的居住条件，天气再热，人们也只能端一盆水擦擦了事，什么热水器、“太阳能”等等想也不会想到。一些会游泳的人会去找水溏游泳。当时住的北大槐树街，东面有一个“东大湾”，一到夏天就有许多人前来游泳、洗澡，但“东大湾”却不好，几乎每年都有人淹死在里面。就这样，人们还是纷至沓来，没办法，酷热实在难熬。

    至于电风扇，当时普通居民家中是绝对没有的，天气再热，也只有摇一把蒲扇驱暑。记忆中初识家用电扇是在下乡时。那天到县委办事，去时晚了，领导就安排到县委招待所过夜——那时“知识青年”是很受优待的。那天很热，服务员送来了一个台扇，这才知道，原来电风扇不光是在商店、影院里有的，居房里面也可以有这么个好东西。说起来，这已经是1978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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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济南的秋声

 

在“蒸笼”里熬日子，人们拼命挥动着芭蕉扇，似乎要将夏天挥走，将秋天招到人间。然而，秋天总是不情愿露面儿。弥漫在老济南的四合院里、大杂院里、小独院里的还是热，热，热…… 然而，秋天的脚步悄悄启动了。你听，“蛐蛐，蛐蛐……”在寂静的夏夜，偶有一二秋虫，在墙根、屋角的草棵里，在老街旧巷看不见的深处鸣叫，时有时无，欣喜的心弦隐隐颤动，当虫鸣唱响一片，成了夜晚的主旋律时，你不但听见了秋天的脚步声，而且肌肤也感到秋的抚摸——“竹深林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了。

 

不多久，蛐蛐市开市了，老济南的一道秋景拉开了帏幕：在人民商场西边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里，一串串棕红色的蛐蛐罐沿墙而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虫声齐唱，“琴弦”轻弹，卖者夸虫，观者品“琴”，秋声一片…… 在白昼，秋天的脚步声也在响动。这响动是一种变化：聒噪的蝉鸣渐渐减弱下来了，“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李商隐的诗做了最好的注脚。当“欲断”成为“已断”时，一种新的虫声则取而代之，那就是“蝈蝈”。蝈蝈的叫声不像蛐蛐那样寂寥，节奏也快了许多，迎着秋天明丽的阳光，挂在大杂院里谁家的屋门口新买的蝈蝈笼子里，“吱吱吱，吱吱吱……”唱着秋天的歌，寿命长的蝈蝈，要一直唱到深秋，唱到冬天。

 

老济南的秋声，也有风声，飒飒的秋风，吹过明湖大片的荷叶，这时的荷花多有凋谢，叶子也有些枯黄了，“菡萏香销翠叶残，秋风愁起绿波间”，那风吹上去，发出“簌簌”、“衰衰”之声，吹过老济南的大街小巷，新老院落，带来了荷叶的清香、秋的韵味；吹过四合院的梧桐树叶、石榴树稍，桐叶有些发黄，石榴的果实正累累，有的裂开了“嘴”儿，露出鲜红鲜红的子粒儿，在秋阳下，笑得诱人，看见石榴，觉得中秋来到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南山的山果成熟了，鲜红的苹果、橙黄的柿子、秋桃、梨子……一担担挑进城来，在山水沟集市上卖，也挑着担儿走街串巷，深入老济南的各个角落，叫卖的“市声”，也进入老济南的秋声里—— “喝蜜来——喝蜜啊”，鲜红稀软的柿子，熟透了的柿子；寂静的夜晚，在“空空长果——”“热豆腐——”的叫卖声中，济南走进了深秋。随后，“第一楼的黑肥皂！”的叫卖声也跟上来了！身背玻璃小木箱的串街肥皂商，在老济南的长街窄巷出没，年轻女人们循声而出，热热络络围着黑肥皂箱子争相购买，那银铃般的笑声也清脆了许多，因为是深秋了。

 

这黑肥皂，春夏制作，深秋上市，是老济南冬天养颜护肤的一绝，皮肤上起了小裂口儿，烫洗后搓上它，初有黏腻感，顿觉柔滑宜人，裂口不治自愈。这时，不但空气中露着一股肃杀之气，人们也开始操持棉衣了。正像老舍先生写的：“济南的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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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老济南的呱嗒儿和咸食

济南的呱嗒儿，是早年穷苦人家的一种食品，难登大雅之堂，故名不见经传。

    聊城也有一种叫作“呱嗒儿”的食品，而且是一种有史书记载的传统名小吃。据说，聊城的呱嗒儿创制于清代，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这种呱嗒儿都包以馅儿料，有肉类馅儿、鸡蛋馅儿，不一而足。还有一种馅儿，名字挺雅，叫“风搅雪”，细细察之，其实是用肉蛋混合而成的馅儿。在制作时，要随着季节的变化，把烫面和呆面按不同比例调和，制成剂子，轧成饼状，然后卷进去配好的馅儿料，两端捏实，弯成矩形，轧扁，最后放入油锅煎制而成。食之酥脆，浓香四溢，既能果腹，又能解馋。上至达官显贵，食之不觉寒酸；下至平民百姓，享之不算奢侈。可谓雅俗能啖、贫富皆宜了。

    有了这么多名堂，而且还有了“风搅雪”之类的文化味儿，特别是有了达官显贵们在品尝之后的赞誉，聊城呱嗒儿自然非同寻常，自然要进入史书了。只是这种食品被称作“呱嗒儿”，在形状和质感上，却令人感到有了大出入，远不及济南的呱嗒儿准确。

    济南人做呱嗒儿，是用白面和成面糊儿，里面放些葱花儿，加上适量的盐，铁锅里放点儿油，倒进面糊儿以后，转动铁锅，使面糊儿呈不规则的圆形，有一韭菜叶厚薄。煎熟之后的呱嗒儿，还有几分舌头般的柔软。

    呱嗒是象声词，早年，济南人穿的一种木板拖鞋，叫“呱嗒板儿”，就是据此命名的；呱嗒还是形容词，有的地方形容一个人的脸色难看，便说“呱嗒着脸”；济南人有句土语，叫“贫嘴呱嗒舌”，则是形容一个人油嘴滑舌了。但凡和呱嗒有关联的，大都有圆形的成分在内，从这一点上来说，济南的呱嗒儿更为形似和神似。

    济南的呱嗒儿，不是什么美食，主要功能也不是果腹，而是给孩子们解馋。许多贫穷人家的孩子，长时间吃窝窝头儿就咸菜，见不着油水，满脸都是菜色。大人们看着心疼，便煎几个呱嗒儿，让孩子们解解馋。而大人们则坐在一旁看着，绝对不吃一口。

    那时侯，孩子们都盼着过春节，因为一连数日都能吃好东西。济南人有一种习俗，春节前夕都要预备下一些炸鱼、炸藕盒、炸松肉之类的炸货。炸这些东西需要挂面糊儿，有时剩下一些面糊儿，大人们便煎成呱嗒儿。煎好以后，本想分给孩子们吃，可那些更好吃的炸货都摆在眼前，孩子们哪里还吃什么呱嗒儿。于是，大人们便嗔笑笑，把从来舍不得吃的呱嗒儿当成了一顿主食。

    胶东的一些地方，也有这种食品，当地人叫作“淋饼”。至今，许多胶东人还偶尔换换口味儿，把这种食品当作主食来享用。只是此淋饼和彼淋饼有了差异，面糊儿里面要加上鸡蛋，锅里要多放油，煎好以后，油汪汪的，酥软可口。

    而济南的呱嗒儿，早就已经遁迹了。现在的孩子们，吃惯了诸如肯德基之类的洋食品，都不知道呱嗒儿为何物了。

    济南的咸食，和呱嗒儿的做法差不多，但要在面糊儿里加上菜，也要多放些盐。这种食品是淄博人的发明，当地人叫作“馅食”。传到济南以后，济南人把“馅”改成了“咸”，这一改，使这种食品更加名副其实了。

    济南人做咸食，和淄博人做馅食一样，没有丝毫区别。春天，人们到近郊摘些槐花或榆钱儿，冬天，把萝卜擦成丝儿，或是把白菜切成丝儿，都能用来煎咸食。许多人家买了芹菜，看着那一片片翠绿的叶子，实在舍不得扔掉，便抓把白面，和成面糊儿，把芹菜叶放进去，煎成咸食，一家人当菜吃。

    不管是呱嗒儿还是咸食，都是贫穷人家用来补点儿油水的，而且还不敢经常吃。而脑满肠肥的达官显贵，对山珍海味尚嫌没滋味儿，哪里肯吃这些东西。没有他们的品尝和赞誉，这类食品名不见经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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