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听他们把给我母亲说的那番话再给我复述一遍。我疲惫地告诉他们，我将尽快去休士顿见他们。我挂上电话后，给约曼大夫打了个传呼。我把与休士顿大夫谈话的内容大致告诉了他。“约曼大夫，他们认为我脑子里也有肿瘤，要我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我正准备明天安排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约曼说，“已经安排在中午了。”
　　约曼大夫说，他之所以安排核磁共振检查，也是因为他有类似的看法，即癌症已经转移到了大脑。
　　我给斯蒂夫?沃尔夫打了个电话，把与其他大夫交谈的内容告诉了他。我说我打算第二天就去休士顿。斯蒂夫也认为我应该去，但他同时也建议我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谈一谈，因为那里毕竟是治疗睾丸癌的中心。既然大家都采用爱因霍恩首创的治疗方案，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这种治疗方案的发源地呢？斯蒂夫告诉我，爱因霍恩正在澳大利亚旅行，但他主动提出把我的病情告诉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同意了，于是，他便给尼克斯打了个电话，请他为我会诊。
　　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为了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丽莎、我母亲和比尔?斯泰普顿与我一起去了医院，就连我外祖母也从达拉斯飞了过来。我一见到约曼大夫就以宿命论的口气说，“我完全能料到我脑子里有肿瘤。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脑核磁共振检查是一个幽闭而恐怖的过程，你被推进一个管道，而这管道小得简直要碰到你的鼻子和前额，让你觉得你会窒息。我讨厌它。
检查的结果几乎立刻就出来了。我母亲、外祖母和比尔在大厅里等着，但我希望丽莎和我一起去约曼大夫的办公室。我紧紧握着她的手。约曼大夫看了一眼片子，极不情愿地说，“你脑子里两个地方有。”
　　丽莎蒙住了眼睛。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她没有，坐在大厅里等着我的母亲也没有。我走到外面，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需要去休士顿。”我只需要说这一句，其他的她都明白。
　　约曼大夫说，“好吧，你们不妨去找休士顿那些看看。这个主意不坏。”我早已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大夫，而我现在更喜欢他的人品。他将继续做我在奥斯丁的肿瘤大夫，我还会不断找他验血、复查，但由于他具有如此宽阔的胸怀，愿意与其他人合作治疗我，他也成了我的朋友。
　　丽莎和我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们坐在大厅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说来也怪，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在想，这个星期够紧张的。我星期三被诊断得了癌症，星期四做了手术，星期五晚上出院回家，星期六储存精液，星期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我得了睾丸癌星期一下午开始接受化疗。现在是星期四，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的对手比我原先想象得要难对付得多。坏消息似乎在接二连三地到来：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已经是第三期；你没有医疗保险；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脑子里。
　　我们开车回到家中，我母亲忍住悲痛，坐到传真机旁，把更多病历传给休士顿的大夫。丽莎坐在客厅里，显得六神无主。我拨通了巴特，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巴特问我去休士顿要不要人陪，我说要。我们第二天早晨6点出发。
信不信由你，听到最坏的消息后，我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最糟也不过如此。任何大夫都不会有更糟的消息告诉我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世界上所有最可怕的事。
　　我每次接受更全面的诊断时，都会问我的大夫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知道确切数字。然而这个每况愈下。里维斯大夫说我有50%的可能性，“但我当时实际上想的是20%，”他后来向我承认道。如果他当时实言相告的话，他就会告诉我，当他给我做检查时，他差一点要掉眼泪，因为他相信他所检查的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已经病入膏肓，结果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那与我同龄的儿子。如果巴特?奈格斯对我完全说实话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他那当医生的未来丈人听说癌症已经转移到我的肺部时，对巴特说，“你朋友活不了了。”
　　我活下来的机会究竟有多大？我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病情不相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医学界所说的把握不把那些无法理解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在还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估计某个人生存的把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绝对正确，反而只会剥夺人们的希望。希望是对会恐惧的惟一灵丹妙药。
　　为什么会是我？我究竟有多大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半生都生活在简单的赢与输当中，但是癌症教会了我忍受模棱两可。我开始明白，疾病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它会摧毁一位坚强的人，但它也会奇迹般地放过一位注定要失败的意志薄弱者。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能在赛场上获胜，我就成为一位更加坚强、更加有价值的人。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我并不比化疗中心坐在我身旁的人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这不是价值问题。
　　恐惧和希望，哪一个更强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我最初非常害怕，而且感到绝望，但当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夫们分析我的全部病情时，我拒绝让恐惧完全掩盖我的希望。有东西在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恐惧完全占据你的心房；因此我决定不再害怕。
　　我要活下去，但我是否能够活下去却是个谜。就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相，就在那种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学会害怕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育过程。如果你曾经如此害怕过，你就会比在多数人更了解自己的脆弱。我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人。我出身微贱，没有任何可以寻求慰藉庇护，只有自我安慰：这场疾病会迫使我比以前更加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寻找到不同的道德观念。
　　几天前，我收到过一位驻扎在亚洲的军人给我发来的电邮件。他也是位癌症病人，所以想和我聊聊。“你现在还不知道，”他写道，“但我们是幸运儿。”
　　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声来，“这家伙是个疯子。”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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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结束。继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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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雪上加霜　BAD TO WORSE

　　在我听到“你得了癌症”之前，我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恐惧。真正的恐惧是伴随一种非常明确的感觉而来的：就像我全身的血液开始朝反方向流动一样。我以前也有过恐惧，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被人嘲笑，害怕丢钱――可这一切恐惧突然之间显得就像微不足道的懦夫行为。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活中的焦虑――如担心车胎爆了或者失去运动生涯或者遇到塞车――现在变成了现实，而不再是虚幻；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而不再是小伤疤。坐飞机时颠簸不已也只是坐飞机颠簸不已，不是癌症。
　　人们给“人性”下的一个定义为：将人与上帝、动物或机器区别开来的特性，特别容易受软弱影响，因而显示出人的品质。运动员们从来不这样看待自己，他们只顾忙着去为戴上“战无不胜”的桂冠而奋斗，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软弱、无助、脆弱或者容易犯错；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任何人，他们并不特别友善、慈悲、和蔼、宽厚、宽容。但是，当我得知病情后的第一天晚上独自坐在家中时，那种恐惧剥夺了人的所有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人变得有人性。
　　我当时没有勇气把自己得病的消息告诉我母亲。从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回到家后不久，里克•帕克便来到了我家，因为他认为我不该一个人呆在家中。我告诉里克，说我不忍心打电话把这坏消息告诉我母亲。“我不想告诉她，”我说。里克主动提出替我打电话，我同意了。
　　这种事无法婉言说清楚。电话打到她那里时，她刚下班回到家中，正坐在外面的花园里看报。里克说，“琳达，这本该由兰斯自己告诉你的，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被诊断患有睾丸癌，明天上午7点接受手术。”
　　我母亲说，“不，这怎么可能呢？”
　　里克说，“我很抱歉，但我认为你今晚应该过来。”
　　我母亲哭了起来，里克试图安慰她，但他也希望她尽快坐飞机赶到奥斯丁来。我母亲调整了一下情绪。“好吧，”她说，“好吧，我马上就赶过来。”她也不和我说话就直接挂上了电话，然后将她所能想到的东西扔进一只小包，立刻向机场赶去。
　　里克与我母亲通过话后，我又忍不住哭了起来。里克平静地安慰我说，“你这样哭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对你有好处。兰斯，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这只是个小小的路障。我们需要战胜它继续前进。”
　　我强打精神，走进书房，开始给那些我认为需要立刻通知的人打电话。我接通了我的朋友和摩托罗拉的队友凯文•利文斯顿，他当时正在欧洲参加比赛。凯文就像我的亲弟弟，我们亲密无间，原来还计划下个赛季在欧洲合租一套公寓，而且我还说服他搬到奥斯丁来和我一起训练。我把电话打到意大利给他时，我仍然感到昏昏沉沉。“我有事要告诉你――发生了很可怕的事。”
　　“什么？那项比赛出了问题吗？”
　　“我得了癌症。”
　　我想告诉凯文我的感受，告诉他我是多么想立刻见到他，但他和另外3名美国国家队的队员住在同一屋里，而我又不想让那3位知道，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暗号说话。
　　“你知道的，”我说。
　　他答道，“是的，我知道了。”
　　这就足够了，我们挂上了电话。他第二天就坐在了回家的飞机上。
　　接着，我拨通了巴特•奈格斯。巴特以前也是赛车运动员，现在正忙着创建一家计算机技术公司。他是我在奥斯丁认识最久、最好的朋友。电话打到他办公室里才找到了他――他像平常一样在加班。“巴特，我得了睾丸癌，”我说。巴特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他说道，“兰斯，人们现在已经能在治疗癌症方面创造奇迹。我觉得如果你非要得癌症，那么这还是个好癌症。”
　　我说，“我不知道。我正一个人坐在家里，伙计，而且我真的很害怕。”
巴特按照自己的惯常做法，给他的计算机输入了一道搜索命令，调出了所有关于睾丸癌的资料。他在办公室里一直坐到很晚，查找睾丸癌方面的信息，然后再将它们打印出来，结果打印出来的资料有1英尺高。他查出了各种试验性的临床手段、研究报告、治疗方案，然后将它们全部下载。他将这些悼念在一起，开车来到我家。他第二天一早还要与他的未婚妻巴巴拉一起去奥兰多，但他还是过来告诉我他爱我，并且把所有那些癌症资料交给我。
　　我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一个地开始到来。丽莎收到我的传呼后赶来了，她一直在图书馆看书，听到这坏消息后吃惊得两眼泪水汪汪。接着，比尔•斯泰普顿和他妻子劳拉来了。比尔是奥斯丁一家公司的年轻律师，我之所以选他做我的经纪人是因为他对人忠心耿耿。他虽然外表上显得不紧不慢，却也非常争强好斗，在德克萨斯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因此仍带有运动员的长相。他进来时，我一心想着我的运动生涯，因为我相信它永远结束了。
　　“我的赛车生涯完了，”我说，“我再也不需要经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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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尔说，“你根本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明白，比尔。我不再需要经纪人了，因为我不会再有任何合同。”
　　“好吧，可我不是作为你的经纪人来这里的，而是作为你的朋友，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是那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刻。我当时心中只想着一件事――我将失去我的运动生涯，而实际上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考虑。
　　“你可以去机场接一下我母亲，”我说。
　　比尔和劳拉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开车去机场接我母亲。我心里暗暗为不必去机场接她而高兴，因为她一看到比尔就哭了起来。“我那乖儿子，”她对比尔和劳拉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是，在驱车途中，我母亲控制住了自己。她天生不会自怜自哀，所以当汽车驶进我家的车道时，她又重新坚强了起来。她一走进屋，我就在客厅中央搂着抱住了她。
　　“我们会没事的，”母亲在我耳边轻声说道。“这不会把我们吓倒。我们遇到过的事情还少吗？这件事也不例外，不会把我吓倒的。”
　　我们俩都流出了眼泪，但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我和我朋友以及我母亲一起坐了下来，我给他们介绍了里维斯大夫的诊断结果。有些问题需要讨论一下，有些决定也需要立刻做了，而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因为早晨7点就要进行手术。我抽出从里维斯大夫那里带回家来的X光片，给每个人看。大家都可以看到肿瘤像白色的高尔夫球一样浮在我的肺里。
　　我希望先不公开我的病情，等以后再告诉我的赞助商和队友们。就在我继续和母亲说话时，比尔给医院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对我的病情保密，并要求在我住院时给我用一个假名。我们还得通知我的赞助商们：耐克，吉洛，欧克莱，密尔顿－布莱德利，以及科菲蒂斯车队，而且还必须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我首先必须告诉那些对我最亲近的人，像奥楚和克里斯这样的朋友以及我的队友们，而他们大多数都分散在国外，很难联系到他们。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吃惊得语无伦次，有些人试图安慰我，但所有这些朋友都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想尽快赶到奥斯丁来。奥楚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中吃晚饭。现在回过头来想，他的反应与他的为人完全一致。
　　“你坐着吗？”我问他。
　　“出什么事了？”
　　“我得了癌症。”
　　“行啊，那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得了睾丸癌，明天要做手术。”
　　“好吧，你让我想一想，”奥楚平静地说，“我明天去看你。”
　　最后，终于到了睡觉的时候。滑稽的是，我那天晚上睡得很香。我进入了绝对完美的休息状态，仿佛我正为参加一场大赛做准备。如果我要参加某项艰苦的比赛，我总是要确保得到足够的睡眠，我猜想这次也不例外。我下意识地杨＝卢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来应付未来几天必须面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5点钟就到了医院。我自己开车去的，母亲坐在我身旁。我穿着一套肥大的运动衫，走进医院大门，开始我作为癌症病人的生活。首先是一系列基本的检查，像核磁共振和血常规等。我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希望大夫们在给我做完各种检查后告诉我，说他们弄错了，我的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没有等来这番话。
　　我以前从来没有住过院，所以对于医院里的规定等一些事情一无所知，结果我连钱包都没有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总是自己扔掉拐杖、自己拆线的缘故。我看着母亲，她立刻自告奋勇地去处理各种表格。就在我验血的同时，她填完了医院所要求的一大摞表格。
　　整个手术持续了大约3小时，可对我母亲来说那却像永无止境的等待。她就坐在我的病房里，和比尔•斯泰普顿一起等待我出来。里维斯大夫经过病房时进来告诉她一切都顺利，他们已经成功切除了肿瘤。这时，奥楚到了。他遵守诺言，搭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奥斯丁。在我的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母亲把情况告诉了奥楚。她说她相信我会没事的，仿佛她的意志就以战胜疾病一样。
　　最后，他们把我推回了病房。由于麻醉的缘故，我还有些迷糊，不过当奥楚朝我的病床探过身来时，我还是能够清醒地与他交谈。“不管这玩意儿是什么，我一定要战胜它。”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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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方让我在医院里呆了一晚，我母亲睡在一张小沙发上陪着我。我们俩都没有能睡好。手术后的结果便是疼痛难熬――切口又长又深，而且位于身体比较柔软的地方。我母亲只要听到我的被单有动静，便会立刻跳起来，走到我的床边，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根静脉输液管还连在我身上，因此如果我要上卫生间，她就得扶我起来，替我推着输液架，我则一瘸一拐地走过病房，然后她再扶我到床上。医院的病床在床垫上铺了一层塑料，结果搞得我汗流浃背。我每隔几小时就会醒过来一次，然后便会发现我身体下面的床单完全湿透。不过，我母亲会替我把身体擦干。
　　次日早晨，约曼大夫进来给我报告病理分析和验血结果。我还侥幸地希望我得的癌症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严重，但约曼大夫开始简单地报出了一些数字。他说从切片和验血的结果来看，癌症正迅速扩散。睾丸癌顺血管转移到淋巴腺是非常典型的变化，而他们在我的腹部发现了一些癌细胞。
　　在被诊断出癌症后的这24个小时里，我已经看了许多。我知道肿瘤学家们把睾丸癌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癌症仅见于睾丸中，病人预兆表现良好；第二阶段，癌症转移到了腹部淋巴结中；第三阶段，癌症扩散到了一些关键的器官中，如肺部。化验的结果表明我已经到了第三阶段，我的体内已经有了3种不同的癌症，其中最致使的是绒膜癌――一种具有攻击性、存在于血液中的癌症，非常难控制。
　　我一个星期后将接受化疗，胸前将插入一根导管，而且化疗将持续3个月。由于我将不停地接受验血，不停地接受静脉注射，使用静脉注射针已经不那么现实，所以使用导管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导管从我皮肤下面鼓起来的样子非常可怕，而胸前的切口也显得不自然，几乎像鱼腮。
　　还有一件事需要考虑：我至少会暂时失去生育能力。我的第一轮化疗将从下星期开始，约曼大夫建议我在那之前尽可能多储备一些精子。这是不育这个话题第一次出现，而我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约曼大夫解释说，有些接受化疗的病人能够恢复生育，有些病人则不能；研究表明，大约一半的病人一年后能恢复正常生育能力。两小时路程外的圣安东尼奥有一个精子库，约曼大夫建议我去那里。
　　当天晚上，在出院之前，我母亲去肿瘤科取回了插导管所需的一切，还有止呕药的处方和更多介绍睾丸癌的资料。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肿瘤科，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里非常令人不安。她看到病人裹着毯子，没有头发，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脸色苍白，病入膏肓。我母亲在等待导管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四周。导管等器械被拿来后，她把它们一起塞进一只大帆布包中，回到了我的病房。那只帆布包将成为我出门时所用的癌症急救包。她说，“儿子，我要告诉你，你去接受化疗时，那时的情景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要你记住一点。他们在那里的原因与你相同：都是为了康复。”
　　然后，她开车带我回家。
　　星期六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走进卫生间照了照镜子，结果差一点惊叫起来。我的导管被一巨大的血块堵住了，我的胸膛肿了起来，血已经凝固成块。我回到卧室让丽莎看，她紧紧盯着那里，吓得说不出话来。我大声叫我母亲。“妈妈，你赶快过来！”我说。我母亲赶紧跑进我房间，查看导管。她没有惊慌，而是拿起一条浴巾，平静地把导管擦干净，然后给医院打电话。一位护士向她解释说，导管堵塞是比较常见的事，然后告诉她如何避免感染。但是那样子仍然很可怕。
　　我母亲挂上电话，跑到商店，回来时抱着一盒能在黑暗中发光的创口贴。她把一个创口贴贴在导管上，结果逗得丽莎和我哈哈大笑。然后，她给约曼大夫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导管不大好。虽然我已经尽量把它清洗干净了，但我们也许应该将它取出来。”
　　约曼大夫说，“嗯，现在什么也别做，因为我已经决定提前给兰斯进行第一次化疗。他星期一下午点钟开始。”
　　“为什么？”我母亲问。
　　我接过了电话。约曼大夫解释说，他又收到了新的病理分析报告和验血结果，我的病情让人非常担心。仅仅24小时，癌症就已经发展了。肿瘤大夫通过血指标来记录疾病的发展：血液中像HCG（人体绒膜促性腺激素）和AFP（α-胎甲球蛋白）这样的蛋白质的含量能反应体内究竟有多少癌细胞。仅仅一天的工夫，我的血球计数就已经不能再等一个星期才开始接受化疗，而必须立刻开始。如果癌症扩散的速度这么快，那么每一天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
　　我挂上电话，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但现在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我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去圣•安东尼奥的精子库：那天下午。“这太可怕了，”我厌恶地对我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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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车去圣•安东尼奥那天简直像世界末日。惟一给我安慰的是凯文•利文斯顿已经到了，而且自告奋勇陪我去那里，以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很高兴见到他。他有着一张坦诚的脸、一双会说话的蓝眼睛和一头修剪过的黑发，而且总是显得随时会开怀大笑。和他在一起你是不会感到忧郁的。来帮忙的人也多了起来：我房子的建筑师是我朋友大卫•希夫勒，他儿子科德•希夫勒主动提出给我们开车。
　　汽车向前行驶，我默默地坐在后排，心中闪过一个又一个不安的念头。我只有一个机会储存精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我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次化疗。我会不会非常不舒服？
　　我们终于抵达了圣•安东尼奥医疗中心。科德和凯文与我母亲坐在等候区，一名护士领我去单间时，凯文还开了个玩笑，想打破沉闷的气氛。“嗨，兰斯，要不要带本杂志去？”他说。我有气无力地朝他笑了笑。
　　我被领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张长沙发，有点像躺椅。屋里的光线很暗，我估计是为了营造气氛。桌子上有一摞杂志，真的，而且是令人恶心的黄色杂志。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椅子旁，重重地叹了口气，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当时疼痛难熬，手术的切口就在腹股沟的最上面，与腹部相连。我尽情沮丧，感情上还没有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现在却要调动起来感情来射精？这绝对不可能。躺在椅子上时，我心中想，射精不应该是这种方式。让人怀孕生孩子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事，而不是这种伤心、孤独、绝望的过程。
　　我想当父亲――非常想――但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我相爱时才会发生。在我满20岁后的几年里，我所经历过的浪漫关系是一个接一个。我会与一位异性约会一段时间，而仅仅几个月后便开始厌倦她，然后与她分手。我与中学同学约会，与一位荷兰模特儿约会，但每次持续的时间都不越过年。我的队友们取笑我，叫我“联邦快递”，以此来形容我换女朋友的速度，因为联邦快递公司的广告词就是“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得到它――一夜之间”。我没有，没有牵挂，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比较肤浅的时光。不过，认识了丽莎后，情况就不同了。到我被诊断出得病时，我们已经非常亲密。她非常聪明，做事非常认真，整天忙于她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功课。我当然动过和她结婚，和她生儿育女的念头。我无法肯定我们是否能长久厮守在一起，但我知道我想结婚，而且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位好父亲，远比我自己所遇到过的父亲好。
　　我别无选择；我闭上眼睛，做了必须做的事。
　　我母亲和我的两位朋友默默地坐在外面的候诊室里。我后来得知，他们坐在那里时，我母亲突然转过身来生气地对科德和凯文说，“你们这些孩子给我听着。等他出来时，你们都给我闭嘴。一句话也不许说！”她知道，她知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最伤心、最没有欢乐的时刻之一。
　　一切结束后，我出来递给大夫一个小瓶。科德和凯文默不作声。我飞快地填写了一些表格，告诉护士有些内容以后再提供给他。我只想尽快离开那里，但就在我们要离开时，大夫走了出来。
　　“计数非常低，”他说。
　　大夫解释说我的精子计数只是正常的三分之一；似乎癌症已经影响了我的生育能力。化疗还会彻底摧毁一切。
　　回家的旅程比去那里时还要压抑。我甚至都不赢得我们是否吃了东西。我和凯文以及科德聊起了那些杂志。“你们能相信吗，他们居然给你那样的东西看？”我说。凯文和科德真是了不起，他们假装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只是非常合理的差事，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很感激，我明白他们的暗示，那是我最后一次对自己疾病的性质敏感。
　　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都是在长沙发上度过的，因为我要慢慢从手术中恢复过来。麻药弄得我昏头昏脑，伤口则折磨得我痛苦不堪。我边躺着休息边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而我母亲则给我做饭，然后我们俩会一起不知疲倦地阅读癌症方面的资料。“不放过任何信息，”我母亲说。在看资料的间隙，我们也会聊起该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掉这玩意儿？”我问她。我们那架式就像我们能制定出一个计划来战胜癌症一样，与我们以前训练时一模一样。
　　我母亲在第一个星期不仅按处方取回了我所有的药品，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而且去不同的书店买回了癌症方面的书籍，并安排我的作息时间表。她给我买了一本笔记簿，让我做记录；又买了一本来客登记簿，记录下都有谁来看过我。她会让我的朋友们错开来看我的时间，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我们把那称作“社区日程表”。时刻会有朋友来看我，但永远不会一次来很多，也永远不会一次来得太少，让我感到情绪低落。
　　她画了一张3个月的日程表，以便记录我的化疗过程；并且列出了我所需要的药品，以及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药。如果你看到她为我的疾病忙碌的样子，你就会觉得我的疾病像个项目，而她就是项目经理。她用各种彩色铅笔，画出了各种图表和时间表。在她看来，有条不紊和对疾病的了解有助于我的治愈。
她约见了一位营养师。我一瘸一拐地从沙发上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见了那位营养师。营养师给我们提出了战胜癌症的指导方针，并给我们列出了与化疗相配的食品：放养的野生鸡，西兰花，大量维生素C，以此来帮助我战胜化疗中的毒素；绝对不能使用奶酪或者其他脂肪类食品。我母亲几乎是立刻就给我做出了大盆大盆热气腾腾的西兰花。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疯狂行动的背后，我看得出我母亲在强作欢颜。当她和我们家其他人通电话时，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在发抖。最后，她只要见我在场就干脆不再打电话。她竭力不让我看出她的心情，但我知道她一到晚上就会走进她的房间流泪。
　　星期一早晨是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因疾病不再参加自行车比赛。每个人都到场了，比，丽莎，我母亲，几位赞助商，欧洲的记者还打来了采访电话。打来电话的还有我在下一个赛季本该加盟的法国科菲蒂斯车队的代表。屋子里到处都是照相机，我只需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遍。当我提到“癌症”一词时，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一片喃喃声，还可以看到记者和摄影师们脸上的震惊和怀疑。来自科菲蒂斯的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说：他们保证全力魂魄我，帮我战胜疾病，重返赛场。
　　“我决心与这疾病抗争到底，”我最后说，“而且我会获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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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我走进了另一幢没有标志的棕色砖砌医学大楼，接受我的第一次化疗。治疗室里随意的摆设让我大吃一惊：一个简单的候诊室，里面有几张躺椅、和靠背可以倾斜的沙发、以及各种各样的椅子，一张茶几，一台电视机，看上去就像是某人家高朋满座的客厅。一切都像一个聚会，只有一点例外――每个人都连着各自的静脉输液管。
　　约曼大夫解释说，大家普遍采用的睾丸癌治疗方案为BEP，即由博来霉素、伊托泊苷、顺铂等3种药物构成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的毒性非常大，护士们在操作时都穿上了国徽防护服。这3种药物中最重要的是顺铂――其实就是白金，用它来治疗睾丸癌是由一位名叫劳伦斯•爱因霍恩的大夫首创的。爱因霍恩大夫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工作，在他发现这种疗法之前，睾丸癌几乎为绝症――25年前曾夺走“芝加哥能”橄榄球队明星布莱恩•匹科罗的生命。但是，爱因霍恩采用白金治疗的第一位病人――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至今仍然活着。
　　约曼大夫说，如果我早来到这个世上20年，我最多只能活个月。大多数人认为匹科罗死于肺癌，但它最开始却是睾丸癌，大夫们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在1970年病逝，年仅26岁。自那以后，顺铂便成了对付睾丸癌的神奇子弹。爱因霍恩的第一位病人――那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已经整整20年没有再复发癌症了。每年到那一天，他们就会在他家搞一个聚会，爱因霍恩大夫和他以前所有的护士都会去看望他。
　　我当时想，快点呀，给我用顺铂呀。但是约曼大夫警告说，这种治疗会让我非常难受。那3种对付癌症的有毒药物会慢慢进入我的体内，连续天，每天5个小时。他们会产生累积效果。在使用这些有毒药物的同时，他们还会给我用止吐药，以防止我出现严重的恶心现象―――但是这些止吐药无法完全控制恶心。
　　化疗的药性太强，你不能每天用它，只能以每3周为一个周期来使用。我会接受1周的治疗，然后休息两周，让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产生新的红血球。
　　约曼大夫解释得非常仔细，目的是让我们对将要面对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完后，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而且这个问题我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还会一再提出来。“治愈率有多高？”我问。“我的机会有多大?”
　　约曼大夫说，“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说来也怪，我的第一次化疗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我没有感到难受。我走进去，挑了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下。那也是沿墙一排已经坐了六七个人的椅子的最后一张。我母亲吻了我，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留下我一个人和其他病人在一起。我坐到了他们中间。
　　她为我第一次与其他癌症病人接触做过精心准备，但我却根本不需要。我有一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患有同一种疾病的人交谈、交流经验，我感到很轻松。等我母亲回来时，我正和旁边一位病人聊得开心。他年纪有我祖父那么大，但我们却聊了起来；我母亲进来时，我们正好聊到兴头上。“嗨，妈妈，”我兴奋地说，“这是保罗，他得了前列腺癌。”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坐以待毙。接受化疗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一早就起来，穿上运动服，戴上耳机，开始散步。我会大步走上一个多小时，直到浑身出汗。每天傍晚，我则骑车。
　　巴特•奈格斯从奥兰多回来了。而且给我带来了一顶他在迪斯尼乐园给我买的米老鼠帽子。他把帽子递给我，说他知道我开始掉头发时一定需要戴点什么。
　　我们会一起骑车，凯文•利文斯顿常常会加入进来。巴特给我们准备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他从公路局要来了周围各个县的地图，然后将这些地图剪开，粘在一起。我们会站在地图上选择新的线路，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找条新线路，去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不是走同一条线路。任何一条线路我都不愿意骑两次。训练太单调，你需要新鲜感，哪怕有一半的时候我们最后会碰到特别糟糕的路况或者干脆迷路。有时候迷路倒反而是件好事。
　　我得了癌症后为什么还要骑车？自行车运动太难，所受的基太大，但它却能让你净化心灵。你出发时可能肩上的压力非常大，但骑了6个小时后，你达到了痛苦的极限，心里反而平静了。这时的疼痛非常强烈，你的脑子里会突然落下一道幕布。至少你会有一种空白感，不需要再去想你那些让你烦恼的事；你可以把一切置之脑后，因为你所用的力气以及接踵而来的疲惫都是绝对的。
　　如此艰难的事情中含有一个不假思索的简单道理，因此有人认为所有世界级运动员事实上都在逃避某种烦恼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经有人问我，我骑了这么久的自行车，从中得到过什么乐趣。“乐趣？”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骑车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痛苦。

悉尼

　　在得癌症之前，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跨上自行车、骑上6小时的心理作用。其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特别去琢磨过；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意义。我不想去琢磨它，因为那有可能会像把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
　　但是我现在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骑车了：只要我还能继续骑车，我就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癌症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了。说实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癌症像一场竞赛，只是终点发生了变化。癌症和自行车运动一样，都需要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都需要与时间竞赛，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查看一下进度报告，需要计时点，需要依赖各种数据和验血报告。惟一的区别是我必须比骑车时更加而且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对付癌症时，我不能没有耐心，不能落下一圈。我必须考虑生存，考虑如何挺过去，考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切的目的都是康复：赢回我的生命将是最大的胜利。
　　我当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康复，因此在第一轮化疗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甚至对约曼大夫说，“也许你应该再给我加点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算是非常幸运，我的身体承受了化疗。第一轮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看到其他病人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不由自主地呕吐，而我自己的第一轮化疗结束时，我也经历了一次无药可治的恶心。
　　起初，我惟一受到影响的是我的食欲。你在接受化疗时，由于化学物在你体内的作用，食品品尝起来的味道完全不同。我母亲会给我准备一大盘吃的，她会说，“儿子，如果你不饿，或者不想吃这个，我不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会尽量去吃。我午睡醒来时，她会在我面前放上一盘切成片的水果和一大瓶水。我需要吃东西才能保持运动。
　　运动，我对自己说。我会起身，穿上运动服，戴上随身听，散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会走上门前的陡坡，走出大门，一直走到公路上。
　　我只要能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化疗开始约两天后，我们收到了医院寄来的一张通知：我们的记录显示你没有医疗保险。
　　我瞪着那张通知，不明白。这不可能。我与摩托罗拉有医疗保险协议，所有的医疗费用应该都包括在内。我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在电话里把通知给他念了一遍。比尔让我别发火，然后说他去问一下情况。
　　几个小时后，比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病得很不是时候，正好在我转会中间。尽管我与科菲蒂斯的合同已经生效，但癌症是我已有的疾病，因此科菲蒂斯车队的医疗保险不负责，而我在摩托罗拉的保险已经过期。我必须自己支付住院和治疗费用，除非比尔能够替我想出办法来。
　　我得了癌症，而我却没有医疗保险。
　　在接受化疗的最初几天里，许多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仍有可能毁了我。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琢磨着卖掉什么东西。我估计自己在经济上完蛋了。我从一年挣200万美元变成了分文不进。我有一些伤残保险，但仅此而已。我不会有任何收入，那些赞助我或者资助我的公司一定会不再支持我，因为我无法比赛。我如此珍爱的宝时捷车现在看来就像是买来把自己惯坏的奢侈品。我需要每分钱来支付医药费。我开始计划一场大拍卖。我要卖掉那辆宝时捷，卖掉一些艺术品，卖掉其他一些我钟爱的东西。
　　几天内，宝时捷就卖掉了。我卖它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认我可能需要每分钱来支付我的医药费，无论后半生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都得继续生活下去。其次我也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削减一些东西。
　　我开始研究起癌症来。我去了奥斯丁最大的书店，买回了那里与癌症有关的所有书籍。我回家时带着10本完全不同的书：包含方面的书籍，如何处理情感的书籍，默念指南。什么样的办法我都愿意尝试，不管它有多么古怪。我看了介绍亚麻子油的书籍，因为亚麻子油所说对治疗关节炎、心梗塞、癌症和其他疾病“真正有效”。我看了介绍大豆粉的文章，因为它“被证明具有抗癌作用”。我看《瑜伽期刊》，对被称作“邀请进入完美健康”的大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从《探索》杂志上剪下各种文章，收集报纸上刊登的介绍某些偏僻医院和偏方的文章。我仔细阅读了介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医院，因为它“绝对能治好癌症”。
　　我看了巴特给我从网上收集的所有资料，而且在他每次打来电话时都会问他，“你还有什么资料？”我以前从来无法坐下来认认真地看书，而我现在却成了最如饥似渴的读者。巴特登陆了亚马逊书店网站，查出了介绍癌症的所有资料。“看，你要不要我把查到的结果告诉你？”他问。
　　“要，我什么都要。一切的一切。”
　　我没有念过大学，只是在欧洲零零碎碎地接受过一些教育，现在却在阅读医学期刊。我一直喜欢阅读财经类的杂志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杂志，而对书没有多少兴趣。我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而且我无法长时间保持静坐。现在，突然之间，我必须对付血球计数和基础肿瘤学。这对我来说是再教育过程，我有时甚至会想，嗨，我不妨回到学校去学医，因为对医学了解了这么多。
　　我坐在沙发上翻阅着那些书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抄录下各种数字。我想知道自己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想办法战胜疾病。我所做的研究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更有把握――尽管我所看的那些书籍资料都表明我的情况不太妙，但知识给人带来的安慰大于无知：至少我知道我在跟什么打交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

悉尼

　　癌症和自行车运动的术语中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它们都涉及到血液。在自行车运动中，一种欺骗手段便是服用那些使你的血红细胞计数迅速增加的药物。在对付癌症的过程中，如果我的血红蛋白低于某一水平，大夫们就会让我服用与赛场上的违禁药一模一样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大夫们在给我验血时与自行车项目中的验血一样：我在验血时必须达到一个计数底线，即我生理承受压力的极点。
　　我学会了一门全新的语言，知道了像异环磷酰胺（一种化疗药品）、精原细胞瘤（一种肿瘤）和乳酸脱氢酶（LDH，另一项血指标）这样的术语。我想知道一切。我还想听到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不同的意见。
我开始收到堆积如山的信件、祝福卡、问候卡以及异乎寻常的治疗建议。我每一封来信都看，因为看这些信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去胡思乱想。因此，每到晚上，丽莎、我母亲和我便会翻看那些来信，然后尽量回信。
　　有天晚上，我打开了一封上面印着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抬头的信件。写信给我的是一位名叫斯蒂夫•沃尔夫的大夫，骨髓移植科主任。沃尔夫大夫在信中说，他是位医学教授和肿瘤学家，也是位热心的赛车迷，他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随时愿意给我提供建议和支持。他的信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沃尔夫显然熟悉自行车运动，第二是他在一段话中竭力主张我听取印第安纳大学拉里•爱因霍恩大夫本人的看法，因为他是睾丸癌方面最杰出的专家。沃尔夫在信中还说，“你要知道，有些化疗方案具有同样的疗效，却能将影响你比赛能力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沃尔夫大夫。“你好，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沃尔夫显然吃了一惊，但他立刻回过神来。我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治疗的情况。沃尔夫解释说，他不愿意怀疑奥斯丁那些大夫们的权威性，但他愿意帮助我。我告诉他，我接受的是BEP鸡尾酒疗法，这是对付已经转移到肺部的睾丸癌的正常治疗方案。
　　“我的预后不太好。”我说。
　　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就成了一种医学上的合作。我以前一直认为医学是单个大夫治疗单个病人的行业，以为大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病人则听由其摆布。但我现在意识到，从不同大夫和不同渠道寻求治疗没有什么错，而且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与大夫同样重要。里维斯大夫是我的泌尿医生，约曼大夫是我的肿瘤医生，而现在沃尔夫大夫又成了我的朋友和治疗顾问，不仅多了一只行家的眼睛，而且多了个我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起着关键作用，任何一人都无法对我的健康状况负全部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与他们共享这份责任。
　　“你的HCG是多少？”沃尔夫问。
　　我已经知道，HCG是刺激女性卵巢的内分泌激素，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血指标，因为健康男性身上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激素的。我翻看着各种报告，目光搜寻着不同的数字。“这里写着109，”我说。
　　“这有些偏高，”沃尔夫说，“但并没有高得离谱。”
　　就在我盯着那一页报告时，我看到那个数字后面还有一个符号。
　　“呃，后面的K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K表示一千，也就是说你的HCG为109,000。”沃尔夫说。
　　如果说109就已经偏高，那么109,000呢？沃尔夫开始问我其他的血指标情况，如AFB和LDH。我也开始反问他。“这表示什么意思？”
　　沃尔夫解释说，就算肺部有肿瘤，我体内的HCG也太多。那么这么多的HCG是从哪里来的？他委婉地说，我也许就诊寻求其他治疗手段，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然后他告诉我：我的HCG指标很自然地将我列入了最糟糕的预后类病人之列。
　　还有别的事让沃尔夫感到不安。他解释说，博来霉素对肝脏和肺部非常有害。在他看来，治疗应该因人而异；对某个病人有效的疗法并不一定对其他病人有效。就我的疾病来看，博来霉素也许是错误的选择。自行车选手不仅双腿，还需要肺活量，长期使用博来霉素几乎肯定会终结我的运动生涯。沃尔夫说，其实还有其他药品。我有了选择的余地。
　　“这世界上有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权威，”沃尔夫说。他告诉我，他与爱因霍恩以及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的其他肿瘤专家是朋友。他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两个癌症治疗中心――一个在休士顿，另一个在纽约。他愿意给我安排会诊。我如释重负地接受了。
　　我母亲又一次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她已经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将它们传真给了休士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会诊。上午10点左右，我在外面骑车，休士顿的癌症中心有了回音。两位肿瘤专家打来了电话在。我母亲听着两位不见其人的声音与她讨论我的病情。
　　“我们看了你给我们传真过来的病历，”其中一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母亲问。
　　“他的各项指标太高，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也有肿瘤。”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母亲说。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那么高的指标时，会认为脑子里有肿瘤。我们认为他需要更厉害的治疗。”
　　我母亲惊恐地说，“可他才刚刚开始接受化疗。”
　　“听我说，”另一位大夫说，“我们认为按目前的治疗方案，你儿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请别这么说，好吗？”她说，“我一辈子都在为这孩子努力。”
　　“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立刻来这里，开始接受我们的治疗。”
　　“兰斯过一会儿就回来，”我母亲颤抖着声音说，“我和他谈谈，然后再给你们回话。”
　　几分钟后，我进了门，我母亲说，“儿子，我要和你谈谈。”我看得出她心都要碎了，我的胃部也同样有一种下坠的感觉。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两位大夫的话给我大概说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情况越糟糕，我就变得越是沉默。过了1分钟，我平静地告诉她，我想亲自和那两位大夫谈谈，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听他们把给我母亲说的那番话再给我复述一遍。我疲惫地告诉他们，我将尽快去休士顿见他们。我挂上电话后，给约曼大夫打了个传呼。我把与休士顿大夫谈话的内容大致告诉了他。“约曼大夫，他们认为我脑子里也有肿瘤，要我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我正准备明天安排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约曼说，“已经安排在中午了。”
　　约曼大夫说，他之所以安排核磁共振检查，也是因为他有类似的看法，即癌症已经转移到了大脑。

悉尼

　　我给斯蒂夫•沃尔夫打了个电话，把与其他大夫交谈的内容告诉了他。我说我打算第二天就去休士顿。斯蒂夫也认为我应该去，但他同时也建议我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谈一谈，因为那里毕竟是治疗睾丸癌的中心。既然大家都采用爱因霍恩首创的治疗方案，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这种治疗方案的发源地呢？斯蒂夫告诉我，爱因霍恩正在澳大利亚旅行，但他主动提出把我的病情告诉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同意了，于是，他便给尼克斯打了个电话，请他为我会诊。
　　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为了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丽莎、我母亲和比尔•斯泰普顿与我一起去了医院，就连我外祖母也从达拉斯飞了过来。我一见到约曼大夫就以宿命论的口气说，“我完全能料到我脑子里有肿瘤。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脑核磁共振检查是一个幽闭而恐怖的过程，你被推进一个管道，而这管道小得简直要碰到你的鼻子和前额，让你觉得你会窒息。我讨厌它。
　　检查的结果几乎立刻就出来了。我母亲、外祖母和比尔在大厅里等着，但我希望丽莎和我一起去约曼大夫的办公室。我紧紧握着她的手。约曼大夫看了一眼片子，极不情愿地说，“你脑子里两个地方有。”
　　丽莎蒙住了眼睛。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她没有，坐在大厅里等着我的母亲也没有。我走到外面，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需要去休士顿。”我只需要说这一句，其他的她都明白。
　　约曼大夫说，“好吧，你们不妨去找休士顿那些看看。这个主意不坏。”我早已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大夫，而我现在更喜欢他的人品。他将继续做我在奥斯丁的肿瘤大夫，我还会不断找他验血、复查，但由于他具有如此宽阔的胸怀，愿意与其他人合作治疗我，他也成了我的朋友。
　　丽莎和我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们坐在大厅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说来也怪，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在想，这个星期够紧张的。我星期三被诊断得了癌症，星期四做了手术，星期五晚上出院回家，星期六储存精液，星期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我得了睾丸癌星期一下午开始接受化疗。现在是星期四，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的对手比我原先想象得要难对付得多。坏消息似乎在接二连三地到来：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已经是第三期；你没有医疗保险；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脑子里。
　　我们开车回到家中，我母亲忍住悲痛，坐到传真机旁，把更多病历传给休士顿的大夫。丽莎坐在客厅里，显得六神无主。我拨通了巴特，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巴特问我去休士顿要不要人陪，我说要。我们第二天早晨6点出发。
　　信不信由你，听到最坏的消息后，我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最糟也不过如此。任何大夫都不会有更糟的消息告诉我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世界上所有最可怕的事。
　　我每次接受更全面的诊断时，都会问我的大夫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知道确切数字。然而这个每况愈下。里维斯大夫说我有50%的可能性，“但我当时实际上想的是20%，”他后来向我承认道。如果他当时实言相告的话，他就会告诉我，当他给我做检查时，他差一点要掉眼泪，因为他相信他所检查的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已经病入膏肓，结果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那与我同龄的儿子。如果巴特•奈格斯对我完全说实话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他那当医生的未来丈人听说癌症已经转移到我的肺部时，对巴特说，“你朋友活不了了。”
　　我活下来的机会究竟有多大？我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病情不相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医学界所说的把握不把那些无法理解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在还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估计某个人生存的把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绝对正确，反而只会剥夺人们的希望。希望是对会恐惧的惟一灵丹妙药。
　　为什么会是我？我究竟有多大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半生都生活在简单的赢与输当中，但是癌症教会了我忍受模棱两可。我开始明白，疾病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它会摧毁一位坚强的人，但它也会奇迹般地放过一位注定要失败的意志薄弱者。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能在赛场上获胜，我就成为一位更加坚强、更加有价值的人。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我并不比化疗中心坐在我身旁的人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这不是价值问题。
　　恐惧和希望，哪一个更强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我最初非常害怕，而且感到绝望，但当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夫们分析我的全部病情时，我拒绝让恐惧完全掩盖我的希望。有东西在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恐惧完全占据你的心房；因此我决定不再害怕。
　　我要活下去，但我是否能够活下去却是个谜。就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相，就在那种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学会害怕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育过程。如果你曾经如此害怕过，你就会比在多数人更了解自己的脆弱。我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人。我出身微贱，没有任何可以寻求慰藉庇护，只有自我安慰：这场疾病会迫使我比以前更加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寻找到不同的道德观念。
　　几天前，我收到过一位驻扎在亚洲的军人给我发来的电邮件。他也是位癌症病人，所以想和我聊聊。“你现在还不知道，”他写道，“但我们是幸运儿。”
　　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声来，“这家伙是个疯子。”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