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Gonal-F是一种装在小玻璃瓶里的粉末，很难溶解。基克得拿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光是看到这根长针头都会让她头晕，抽出半针筒无菌水，敲掉那些小药瓶上面的头，将无菌水注射进每个小瓶。她将溶解后的注射液重新抽回到注射器中，手腕一抖，去掉注射器中的大气泡，再推一下注射器，将里面的空气完全推出针筒。最后，她将针筒里那可恶的药物注射进自己的臀部。
　　1月22日，基克上午7点钟去见沃恩大夫。这次又得抽血，又得用针头。她尽可能将目光转向远处，盯着粘在墙上的漫画，心中在想，如果她连抽血都感到头晕，那么生孩子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当天下午4点，她回到沃恩大夫的办公室接受第二次超声波检查，结果发现了12个卵子，而且个个发育正常。
　　具有讽刺意义是的，就在她去做超声波检查的同一天，我从加利福尼亚去俄勒冈州见尼克斯大夫，接受半年一次的癌症复查。尼克斯大夫已经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搬到了波特兰市，但我仍然找他进行定期复查。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在找某一种大夫的同时，她也在找另一种大夫，而且完全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告诉自己，它们有一点相同：各自分别证实了生命中的奇迹。
　　基克已经差不多可以接受手术，将卵子取出来了。手术的前一天，我回到了家中，让我们都长舒一口气。她那天又验了一次血，做了一次超声波检查，打了一针HCG――我在接受化疗期间让我时刻感到恐惧的一项血指标。但是，HCG对她来说却是好东西；它能让基克体内的卵子成熟，取出来。
　　她于手术前36小时――也就是晚上7：30――在附近的一家小诊所打了针。针头非常长，不过打针的护士非常轻柔，基克则躺在桌子上发抖。
　　那天夜里，基克梦见了刀和鸡舍。
　　手术那天，我们早晨6点钟起床，驱车来到了手术中心。基克在这里换上了病号服：头上戴着蓝色的浴帽，身上穿着病人们穿的罩衣。麻醉师给我们解释了麻醉的风险，然后递人我们一叠授权书。我们紧张地在每一张授权书上飞快地签字，甚至包括那张允许大夫们有权在用针管取出卵子的传统方法失败后可以切开她的腹部、取出卵子的授权书。然后，基克就进了手术室。
　　她几乎是被绑在了手术台上，双臂伸直，像是十字架。麻醉开始后，她就失去了知觉。这倒是好事。大夫用一根非常长的针和一根导管取出了她的卵子。
　　她在恢复室醒过来时，看到我正低头望着她。“你躺在我身旁好吗？”她说。我上床躺在她身边，一直陪伴着她，而她则时睡时醒地折腾了一小时。最后，刀子终于完全清醒了，医院允许我们回家。我用轮椅推着她来到停在外面的汽车旁，然后，我平生第二次开车时没有超速。
　　基克周末一直在休息，要么睡觉，要么看电视，而我则忙着做饭、照顾她。巴特•奈格斯的妻子巴巴拉来看我们，带来了一些鲜花和一盒鸡蛋。“因为你们没有鸡蛋了，”她说。基克现在一笑就痛，但是我给她打的那一针黄体酮更痛。大夫的最新医嘱是每晚给她打一针黄体酮，注射器的针头又长又亮，只好由我来给她打这一针。
　　2月1日，沃恩大夫打来电话，报告授精的进展情况。他们解冻了我的精子，采用一种被称作ICSI（细胞内注射）的技术，给基克的卵子授了精。简单来说，他们给每个卵子注射了一个精子。他说，我们总共有9个受精卵，其中6个没有任何毛病，两个有可能成活，一个已经破裂。我们决定挑选那3个那些没有问题的卵子植入基克的子宫，然后，将另外3个冷冻起来。想到我们在把自己未来的孩子冷冻起来，那可真是种奇怪的感觉。
　　我们挂上电话后，又感到一阵恐慌。我不由自主地说道，“如果3个都存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可能同时有3个到处尖叫乱跑、用匙敲桌子的小家伙。
　　卵子取出3天后，我们回医院接受“植入”手术。这只是医学界非常普通的一个术语，而对于我们俩来说却是结婚后重要的一天。我们被领进手术区，胚胎学家贝丝•威廉逊解释说，她整个周末都在忙着给我们那些胚胎授精。她说在给那些精子解冻后，她很高兴地看到它们还活着，还在流动。这让她松了口气，因为低温冷藏后的结果并非总是这样。她说授精过程很正常――她甚至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这是集体照，”她兴高采烈地说，指3个受精卵在一起的模模糊糊的形象，然后是每个卵子是单独照片。那些胚胎有8个细胞，分裂情况正常。

　　“是男孩还是女孩？”基克问。
　　威廉逊大夫说，在这个阶段，要想知道性别就只有取出一个细胞，进行DNA化验。我要办的各种手续会多得我永远做不完。“哦，不必了，多谢，”我说，“我们宁可留一些悬念。”
　　贝丝出去后，一位护士拿着两套手术服进来――一套给基克，另一套给我。我们换衣服时，基克说，“你看上去就像电视连续剧《急救室》中的某个猛男。”我们笑着请沃恩大夫给我们拍张照片，以纪念我们没有孩子的夫妇生活的最后一刻。然后，我们走进了一个光线昏暗的手术室，里面的灯光被刻意调暗，以便尽量让人感到放松。我们并不紧张，我们只是感到兴奋，两个人都像傻子一样值得傻笑着。最后，手术大夫告诉胚胎移植大夫，里面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他们走了进来，注射器里装着我们的3个胚胎。我坐在基克身旁的一张凳子上，将手伸进被单，握住她的双手。　　手术5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在那5分钟里一刻也没有将眼睛从对方脸上移开。
　　接着，医护人员非常小心地将基克抬到轮床上，将她推进了一个小恢复间，她得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一个小时。我平躺在她旁边的一张床上。　　我们就这样一起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互相拿三胞胎取笑对方。
　　1小时后，一位护士进来说，基克两天内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我小心开车回家，将她抱到床上，照料着她。我将她的午饭装在托盘上，晚饭则在桌上放好漂亮的餐巾。
　　“阿姆斯特朗，5口之家。”我说。
　　我像餐馆领班一亲伺候着她，只许她在吃饭时才坐起来，而在色拉和主菜上来之间，我会让她躺到沙发上。她给我起了个绰号――“监护人”。
　　基克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在亲吻她的腹部。那一天，她开始服用我们“孵化药”的一些药物。胚胎专家们在移植那些受精卵之前，在每个卵子上穿了一个微小的孔，而那些孵化药物和那微小的孔将帮助那些胚胎从卵泡中孵化出来，植入体内。
　　我们要等到两星期后，也就是2月15日，才能知道基克是否真正怀孕，我们都快等不及了，不停地想看看她有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但是一想到她一连几个星期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又很难将她与“正常”状态做个比较。“你有没有不同的感觉？”我总是焦急地问她。“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时刻都想知道。
　　“我有吗？”她会问。
　　受精卵植入后的第11天，基克一早就去了医院，要抽血检查她的HCG情况。她非常紧张，在去医院以及回家的路上关掉了车上的收音机，默默地祈祷着。化验结果将在下午1：30分出来，于是我们便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冲澡，为去欧洲收拾行李，以此来消磨时间。
　　基克正准备出去遛狗时，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说，“哦――哦”，然后听着，热泪盈眶。我挂上电话后猛地将她搂在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宝贝，你怀孕了。”基克搂着我说，“你能肯定吗？”我放声大笑，接着我们两个人又都哭了起来。
　　已经知道她怀孕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她会有几个孩子？我乐滋滋地说我希望是三胞胎。“越多越好，”我说。
　　基克眨巴眨巴眼睛，“我丈夫不是想象力丰富就是以折磨我为快。”
　　“我在想象你带着三胞胎乘坐国际航班，飞行11个小时的情景，”我说，“你想想看，筋疲力尽、心情紧张、无法入睡。”
　　基克做任何事情都非常仔细。她注意饮食结构的平衡，每天散步4英里，服用产前维生素，睡午觉。她买了一大摞怀孕方面的书籍，我们还去看了摇篮。朋友们总是问她有没有生病，而她没有。实际上，她身体的感觉非常好，甚至开始怀疑医院是不是把她的验血结果与别人的结果混在了一起，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怀孕。
　　她在家做了一次怀孕测试，想消除自己的担心。结果，代表怀孕的两条直线立刻窜了上去。
　　“好了，只是检查一下，”她说。
　　最后，我又得随美国邮政车队回欧洲了。基克留在美国，因为她还要再接受几次检查，不过她会尽快赶到国外与我会合。3月5日，她做了个超声波检查，以确定她怀有几个孩子。在我的念叨之下，她已经几乎认定自己将生下三胞胎，然而超声波检查却显示我们将只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不是双胞胎，不是三胞胎。她松了口气，但也有一丝失望，不是因为她希望我们能有三胞胎，而是因为她不由自主地有一隐隐约约的失落感，想知道另外两个胚胎究竟出了什么事。基克问沃恩大夫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使得另外两个胚胎没有能存活下来。他说绝对不是，并且说有些事情很自然但又无法解释，甚至在一切都严格按无菌、科学的程序来办的情况下也一样。
　　接着，沃恩大夫说，“他的心脏跳动非常有力。”
　　他指着显示器上一个闪动的小亮点――整个亮点都在闪动。基克笑着说，“肯定不是我的基因让他以及跳得那么有力。那是兰斯的基因。”沃恩大夫将那张模糊不清的亮点照片打印了一份，让基克带到欧洲给我。
　　两天后，基克抵达了尼斯。她把照片递给我。我久久看着那张照片，充满敬意，完全被迷住了。那代表以及跳动的亮点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它让我觉得自己像布尼山一样圣洁、神圣，让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生存了下来。
　　“要骑得像风一样快，”基克对我说，“阿姆斯特朗爸爸得养家糊口了。”  

  


第八章发完了，还有三章了！

madnimo

如同一部好看的电影一样，真希望精彩可以再多一些，结束的篇章可以迟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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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摩，尼摩船长，我说名字怎么总是感觉这么熟悉呢，原来是“海低2万里”的主角人物，哈哈，终于想起来了。]

努力发完这个，然后发下一本阿壮的自传：分秒必争！

悉尼

我久久看着那张照片，充满敬意，完全被迷住了。那代表以及跳动的亮点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它让我觉得自己像布尼山一样圣洁、神圣，让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生存了下来。
　　“要骑得像风一样快，”基克对我说，“阿姆斯特朗爸爸得养家糊口了。”

悉尼

第九章开始了！最精彩的环法深度体验！！

9　环法赛THE TOUR


生命是漫长的――而且充满了希望。但是，“漫长”只是相对而言：当你骑在车上爬坡时，一分钟会像一个月那么长，所以没有多少比赛显得像环法赛那么漫长。究竟有多长？长得像闪闪发亮的高速公路护栏一样一直通向虚无，长得像夏天那没有篱笆、一望无际的牧场，长得像从比利牛斯山脉中某座冰天雪地、嶙峋的山峰上了望周围的3个国家一样。
人们很容易认为环法赛不值一提：不就是200名车手在3个星期内冒着酷暑绕着法国骑一圈吗？当然，其中还包括山脉。根本就没有理由来做这种蠢事，惟一的理由是有些人――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需要靠发现自己的耐力究竟到什么程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可以接受这个观点）。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受苦的比赛。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将环法赛算作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运动项目。当然，它对我还意味着生计。
简单地介绍一下环法赛的历史：自行车是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同时问世的还有蒸汽机和电报。第一届环法赛于1903年举行，起因是《汽车报》刊登的法国体育新闻界提出的一个挑战。参加比赛的60人中，只有21人骑到终点，但这一事件立刻引起了全法国的注意。估计有10万人排列在通向巴黎的道路两旁观看，而且这项赛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尔虞我诈：饮料里被人加了酒，图钉和破瓶子被领先的车手扔在道路上，不让后面的车手追上他们。早期的车手必须自己带吃的和各种装备，他们的自行车只有两个齿轮，而且他们得用脚来刹车。1910年第一次加进了山地赛段，（刹车也第一次问世），主车群要骑车穿过阿尔卑斯上，尽管野兽有可能会攻击他们。1914年，环法赛开始的那一天也正是费迪南大公遇刺的同一天。比赛结束后的第五天，战争席卷了车手们刚刚征服过的同一条阿尔卑斯山脉。
今天的环法赛已经成了高科技的结晶。那些自行车轻得你可以用一只手将它们举过头顶，车手们配备了计算机、心率监测器，甚至对讲机。但是它最根本的考验并没有改变：谁能够最好地战胜艰辛，有精力继续往前骑？在经历过那么多磨难之后，我不由得感到自己非常适合参加环法赛。
1999年赛季开始前，我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一个让公众关注癌症的晚宴，然后顺便去医院看望我的那些癌症朋友。斯科特•夏皮罗说，“这么说，你又开始参加分段赛了？”
我说是的，然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认为我能在环法赛中获胜吗？”
“我不仅认为你能获胜，”他说，“而且我期待着你获胜。”

但我不停地摔下车。

1999年自行车赛季刚开始时，我几乎一败涂地。在当年的第二项赛事――瓦伦西亚赛中，我从车上摔了出去，差一点摔断肩膀。我只好休息了两星期，但我回到赛场后不久又摔了一次：我在法国南部的一次训练中，被一位年迈的妇女开车从侧面过来将我撞倒。在巴黎－尼斯赛事和米兰－圣雷摩赛事中，我就像恶运缠身的狗一样在恶劣的天气中挣扎，只获得非常一般的成绩。我把这算作赛季刚开始时自己还没有进入状态，然后参加下一项赛事――结果我又摔倒了。在第一个赛段的最后一个拐弯处，我冒雨冲到了前面。车轮在一块黑乎乎的油斑上一滑，我摔到了车下。

我回到了家中，问题是我的技术太粗糙，于是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来改善自己的技术，直到我认为能够重新参加比赛。当我重新回到赛场上后，我没有再从车上摔下来过，并且终于在萨尔特分段计时赛中获得了胜利。我的成绩也开始不断提高。
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些一日赛中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出色。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好斗、静不下心来的年轻车手。我在赛场上虽然仍像以前一样认真，但我的风格和技术要比以前细腻得多，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地好斗。无论是从心理上、身体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有了不同的动力――这动力便是环法赛。
我愿意牺牲整个赛季来为环法赛做准备。我把一切都押在这项赛事上。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宽带，也就是那些国际自行车巡回赛的核心赛事，而是精心挑选了一些能帮助我在7月份调整到最佳状态的一些赛事。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举动。在过去，那些经典赛事可以说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不再参加那些我以前获胜的赛事呢？终于，有位记者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参加任何一项春季经典赛。


  
  “不参加，”我说。
“为什么？”
“我在为环法赛做准备。”
他冲着我傻笑着说，“哦，这么说你现在成了环法赛型车手了。”就像我在说笑话一样。
我只是看着他，心中在想，伙计，我们等着瞧吧。
不久后，我在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了米盖尔•安杜兰。他也问我在干什么。
“我花很多时间在比利牛斯山中训练，”我说。
“为什么？”他问。
“为了环法赛。”
他颇感意外地扬起了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
邮政车队的每个队员都像我一样全力以赴于环法赛。邮政车队的队员名单如下：弗兰基•安德鲁是位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的冲刺型车手，也是我们的队长，经验丰富，颇有成就，从我十多岁时就了解我。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是我们两位出色的年轻爬坡高手；乔治•西恩卡皮是美国职业赛冠军，也是另一位像弗兰基一样的冲刺型高手；克里斯•范德威尔德是位出色的全能型车手；帕斯卡尔•德拉米、乔纳森•沃特斯和彼德•迈内特－内尔森则是我们最忠诚的“仆人”，会毫无怨言地一连高速骑上几个小时。
将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经理约翰•布鲁伊内尔。布鲁伊内尔是位面无表情的比利时人，以前曾参加过环法赛。约翰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的胜利，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他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曾获得过两个赛段的胜利。在1993年，他创下了当时环法赛上速度最快的分段赛纪录；在1995年，他超过安杜兰，第一个冲进列日，获得了赛段胜利。在那次比赛中，只有他和安杜兰骑在最前面。他一直跟在安杜兰的身后，快到终点时才冲刺，超过了安杜兰。他是位非常聪明、非常有实力的车手，知道如何战胜那些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且他把这种百战百胜的战术带到了我们车队。
约翰提议我们办一个训练营。我们听从他的安排，毫无怨言，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中训练了一个星期。我们熟悉环法赛的山地地形，练习我们将要面对的山坡，在各种天气中每天坚持骑7个小时。我们在山地赛段练习时，我尤其注重与凯文和泰勒的密切合作，因为他们是我们车队的爬坡高手，我将主要靠他们帮助我征服那些山坡。在大多数其他车手进行修整或者参加经典赛的时候，我们却在恶劣的条件中练习爬坡。
约翰和我的一个笑话。那是1月份在比利牛斯山上，雨水每天都像撒尿一样下个不停。每天那些辛苦的爬坡练习不免让我情绪低落，而约翰则坐在暖和的汽车里跟在后面，而且通过对讲机和我交谈。
有一天，我打开对讲机，说道，“约翰。”
“是我。兰斯，你有什么事？”
“我明年还是参加经典赛吧。”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这么说。不久，约翰便知道了我要说什么。
“约翰。”
“让我猜一猜，兰斯，”他会毫无表情地说，“你明年要参加经典赛。”
“对。”
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或者比利牛斯山上训练，我就会独自训练。我无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目的。我和基克日复一日地只想着两件事：环法赛和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也是不必要的分心事。但我们这种单纯的专注中有着一种平静。
我全力以赴。我像坐在数学、科学、化学和营养学课堂上一样解决环法赛这个难题。我用电脑来计算我的体重与自行车重量之间的平衡，分析自行车在不同赛段中仍然可以挖掘出的速度，试着找到能让我比所有其他车手更快地到达终点线的方程式。我保留着仔细做出的反应我训练情况的电脑曲线图，校定距离、蹬腿力度和极点。
就连吃东西也变成了数学化。我用计量器来计算我的代谢物摄入量。我在厨房备了一台小秤，每天吃多少面片和面包都要称一下。然后，我要计算蹬腿力度与我摄入的热量之间的比例，这样我就能精确地知道每天该吃多少东西，消耗掉多少卡路里。只要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我就能减轻体重。
癌症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益处：癌症完全改变我的体形。我现在比以前削瘦了很多。在我以前的照片中，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员，脖子粗，上半身魁梧，这使我骑在车上像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但自相矛盾的是，我的力气在山地上又妨碍了我提高速度，因为将那样的体重拉上山耗费太多的力气。我现在几乎到了消瘦的地步，结果我骑在车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的身体瘦了，但我的精神更加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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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怀疑我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环法赛车手，主要是因为我的爬坡能力。冲刺是我的强项，但爬坡是我的弱点。埃迪•墨克斯多年来一直要我减轻体重，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体重减轻5磅在爬坡时就能轻松得多――而我的体重减轻了15磅。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成了爬坡能手。
我每天早晨起来后吃的早餐都一样，穆兹利加面包和水果，除非某一天的训练时间特别长。如果是那样，我就会吃一盘炒鸡蛋白。在我吃饭的时候，基克给我的水瓶罐水，然后我在8点钟离开家门，与凯恩和泰勒一起训练。在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吃午饭，会一直骑到下午3点。回到家后，我会冲个澡，躺下来睡到晚饭准备好。我会在傍晚时分起来，称一下面片的重量，和基克一起吃晚饭。
我们什么都不干，哪里都不去。我们只是吃饭，然后上床睡觉，以便让我第二天早晨能够起来继续训练。这就是我一连几个月的生活。有时候，基克的一些朋友会说，“哦，你们住在法国南部，真是太棒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生活。
在我训练的时候，基克会出去办一些事，或者在阳台上休息。她觉得尼斯是孕妇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她可以散步到那些露天市场去买新鲜水果和蔬菜。我们在晚上会翻看介绍怀孕知识的书籍，记录孩子的成长。起初只有针头那么大，然后如柠檬般大小。基克第一次很难扣上牛仔裤钮扣的时候，那真是个大日子。
基克和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在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上。自行车运动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基克对此充满了敬意。“祝你今天工作顺利，”我每天早晨离开家时，她都会这么说。如果我们俩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这种同样忠心耿耿，那么它不可能成功。如果她感到无聊、感到被欺骗或者感到不满，我们就不会平静地度过那几个月。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队中的“仆人”，她与我的训练就是这样密不可分。
凯文能够看得出来，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在尼斯也有一套公寓。他和我不同，在欧洲回到家时没有人迎接他。当他从一场比赛或从训练营回来时，迎接他的只有空空荡荡的公寓，有时候甚至还有变质的牛奶。我有干净的衣服，干净的家，有猫，有狗，有我想吃的一切。但是基克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以前在欧洲总是不舒服，而且总是感到孤独，而现在结婚后，我开始爱上了这种生活。
有时候我也会碰到爆胎的情况，而且恰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时，我便会给家里打电话，基克就会来找我。有时候，她会在下午开车来到山中，给我带来“给他力”和吃的东西。她已经对自行车项目了如指掌，因此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她知道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哪些日子里训练情况不佳，什么时候应该和我聊聊，什么时候不去烦我。
在那些真正艰苦的训练日里，她会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看看进展如何，因为她知道我的准备工作多么细心，完成训练计划对我多么重要。如果训练情况不佳，她能够理解我的失望和我的牢骚。

4月底，我参加了一项重要的经典一日赛――阿姆斯特丹电讯黄金赛，来测量一下我的状况。我一出发就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骑在车上比以前有力。那天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与荷兰车手迈克尔•博格德展开激烈竞争，他被认为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
剩下最后10英里时，我骑在前面，博格德紧跟在我身后。我现在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认为自己知道，我会在终点前的最后冲刺中战胜他。我对此可以拿我的健康打赌。我就这样充满了信心。
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接着，博格德冲了上来。他与我并驾齐驱，我们一起冲过最后几百码――结果我输了，只输了1厘米，还不到车胎的宽度。
我身心交瘁。我一直认定自己能赢，但真正给我最大的打击是博格德被普遍认为是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我们并排站在领奖台上时，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这个结果对我的环法赛训练计划意味着什么。我突然倾过身去对迈克尔说，“我要在7月份向你报这一箭之仇。”
他不解地看着我，“你在说什么？现在才4月。”

  
  我重新回到训练场上。我你从来没有骑过车一样发疯般地训练，翻越我能见到的每一座山丘。尼斯周围大约有50个非常不错但也非常艰苦的坡道，而且每条坡道的长度都超过10公里。它的难度在于车手不是每隔一会儿爬一个坡，而是要反复不断地爬坡。我会在一天当中练习3种不同的坡道，一连骑上六七个小时。一段12英里长的坡道要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想我的训练是什么样了。
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骑车；有时甚至在我的队友们休息的时候，我也在骑车。有个日子我赢得特别清楚。那是5月3日，欧洲那种阴冷的春日，气温很低。我朝阿尔卑斯山骑去，约翰开车跟在我的后面。这时，天上下起了冻雨，气温也降到了零度。我不在乎。我们站在公路旁，看着四周的景色以及恶劣的天气。约翰说我们那一天休息算了，但我说，“不，我要骑。”我独自一人一连骑了7个小时。要想在环法赛中获胜，我就必须在其他人不愿意骑车的时候愿意骑车。
尼斯最艰苦的赛段是“圣母山口”，一段非常著名的8英里坡道，比尼斯城要高。从我们家几乎都能看到它，就在那些高耸入云的山丘后面。“圣母山口”太艰难，你不可能时刻去那里训练，但它却是比赛状态的一个很好的测验。大多数人一个赛季去那里训练一到两次。我每个月去骑一次。
汤姆•罗明戈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顶尖车手之一。他当年住在摩纳哥时，就将“圣母山口”当做他的训练测验，并且一直保持着征服它的最快纪录――31分30秒。凯文•利文斯顿可以说是我们邮政车队最佳的爬坡车手，有次仅用了32分钟。我在1998年赛季重返赛场的开始阶段，征服“圣母山口”需要36分钟。但是我知道，要想赢得环法赛，我就必须大大缩短这个时间。
“我要突破31分钟，”我有一天告诉凯文。
这对一个当时甚至连35分钟都达不到的人来说，这不免有些在说大话。
“你疯了。”凯文说。
但是我将时间缩短到了34分，然后是33分。终于，我有天下午骑出了32分30秒的成绩。环法赛开始前，我和凯文最后一次去骑“圣母山口”。
那天非常闷热，而且潮湿，几乎没有什么风。我们向海拔3000英尺、被云雾笼罩的山顶骑去。剩下最后一英里时，凯文的轮胎爆了。在他停下来换轮胎时，我继续向前骑。我到达山顶时，朝车把上的计时器看了一眼。
我等凯文赶上来。当他气喘吁吁、为爆了车胎而恼火地赶到山顶时，我让他看了我电脑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对环法赛意义重大。“天哪，”凯文说，“这太可怕了。”
基克知道我每次去骑“圣母山口”都会是个重大的日子。我在吃早饭时就已经绷着脸，集中注意力了。我回到家时，她在大门口等着我，急于知道结果如何，想知道我是高兴还是沮丧。奥楚正好来看我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
我笨手笨脚地进了屋，脸色严峻。
“怎么样？”她问。
“天气糟透了，”我说。
“啊，”她说。
“是啊，”我说，“我只骑出了30分47秒。”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奥楚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吉米，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几天后，奥楚回到了美国。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我将赢得环法赛冠军。  

悉尼

我开始为环法赛收拾行李。我心里非常紧张，强迫自己去注意每一个细节。我和基克把我所有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将它们小心整齐地放进箱子里。我坚持要按某种方式打包。我骑车时穿的短裤都被卷在一起，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我的鞋盒必须放在正确的地方。手套要塞在某个特别的角落，护肘则放在另一具角落。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这样我一眼就能看出我为各种天气准备了各种衣服。
我们赶到巴黎参加环法赛的预赛，其中包括一系列体检和违禁药品检测，以及聆听环法赛组织者的长篇大论。每位车手都得到了一本环法赛“圣经”――一本指南，上面列出了整个线路和各个赛段，其中有路线图，以及补给区在什么地方。我们开始安装自行车，更换车把手，看看鞋底的防滑钉是否与踏板相吻合。有些车手对车的状况比其他车手随便一些，但我非常仔细。车队的其他人都叫我“毫米先生”。
在赛前的媒体宣传中，我们的美国邮政车队被认为是一支无望夺魁的车队。谁也不认为我们会有机会获胜。人们谈论的核心人物是新科世界冠军亚伯拉罕•奥兰诺。人们谈论迈克尔•博格德，他在阿姆斯特丹电讯赛中战胜了我。人们谈论瑞士的亚力山大•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人们谈论那些因成为违禁药品调查牺牲品而没有参加比赛的人。我只是个配角，只是一位感人的美国癌症幸存者。似乎只有一个人认为我有能力获胜。比赛开始前不久，有人问米盖尔•安杜兰，他认为谁有可能获胜。也许是因为他还记得我们在电梯里的那次交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训练多么刻苦，他回答说，“阿姆斯特朗。”
环法赛的第一分段赛是一个简单的预赛――在福厄山镇举行的一个计时赛。这座小镇有座褐色城堡和一个中世纪主题公园。预赛有些像排名体系，目的是将那些速度较快的车手与速度较慢的车手分开来，同时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比赛虽然只有8公里，却是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的较量。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冲刺，充分发挥你的各项优势，否则你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落到了后面。那些想参加总积分比赛的车手必须在预赛中排进前三名或前四名。
整个赛段首先是5公里冲刺，然后是一个大山丘，700米长的一段坡道――你必须竭尽全力。过了一个大弯道后，前面又是平坦的冲刺，直到终点。这样的对像我这样的力量型车手非常有利，同样也非常适合了不起的安杜兰。安杜兰曾经骑出过8分12秒的纪录。
总而言之，整个计时赛应该不超过9分钟，最大的难点是那座山丘。你不想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前5公里冲刺中，然后在爬坡时一败涂地。而且还要制定出战术：我在爬坡时应该用大的链环还是用小的链环？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
约翰在给我们布置战术时非常平静，但也非常精确。他把整个比赛分成出发段和提速段，并给我制定了精确的战术。他甚至知道我在第一段冲刺时的心率：190。
车手们分批出发，每一批车手之间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记者们从赛道上蜂拥而归。我的队友弗兰基•安德鲁牺牲自己做了一个试验：他在爬坡时用了大链环。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等他骑到山顶时，他己累得筋疲力尽，没有能恢复体力。
奥兰诺骑出了8分11秒的好成绩，打破了纪录。接着，祖尔又骑出了8分07秒，又打破了奥兰诺刚刚创造的纪录。
轮到我了。当我骑得好的时候，我的身体在自行车上似乎一动不动，只有两条腿像活塞一样上下运动。约翰从后面的队车中可以看到我的肩膀几乎根本不晃动，这意味着我没有浪费任何多余的力气，所有力量都用在了车上，推动它向前。
我从耳机里能够听到约翰在不断地给我报时间，给我指导。
“你从坐垫上站起来了，”约翰说，“坐下。”
我一心想着发力，没有意识自己已经站了起来。我重新坐到坐凳上，集中精力骑车，只想着骑车的技术和科学性。我不知道自己总共用了多少时间，只是奋力踩着踏板。
我冲过了终点线。我看了一下钟。
“8分02秒。”
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我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我第一次穿上将我与其他车手区别开来的黄色领骑衫。
回到营地时，我的队友们个个拥抱我，将我抱得最紧的是约翰。ESPN电视台的记者过来采访我，而我只有勉强接受采访。我感到口干，担心会在直播节目中晕倒。我说不出话来，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真是没想到，”我嘶哑着嗓子说，“没想到。”
我看到安杜兰在人群外面。他推开人群走到我跟前，热情地和我握手，与我拥抱。
在环法赛中真的没有时间去庆祝分段赛的胜利。你首先会被领去接受药物检查，然后便是颁奖仪式，接过黄色领骑衫穿在身上。尽管我为环法赛做了精心准备，却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时刻。对于穿上黄色领骑衫、感觉那布料从我上滑下来的这种激动之情，我没有任何准备。
基克在尼斯的家中从电视里看着我身穿黄色领骑衫走上领奖台。她在屋里高兴得又是尖叫又是跳跃，结果让胎儿抖动不已，也让狗狂叫不息。最后，我终于走下了领奖台，上了我们车队的野营车。我在那里拨通了她的电话。“宝贝，”我说。
我只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然后她放声大哭。最后，她说道，“宝贝，你做到了。”
我还有第二个非常美好的胜利时刻。就在我穿过终点区时，我碰到了科菲蒂斯车队。科菲蒂斯车队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那些在医院病房里认定我在世不多而离我而去的人。
“这是给你们的，”我说着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我们出发越过法国北部的平原。我是第一位效力于美国车队、骑着美国自行车、在环法赛中领骑的美国人。那天早晨，我看了一下日期：7月4日。
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黄色领骑衫是一种责任。现在不是我向别人发起冲击，而是别人向我发起冲击。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处在过捍卫黄色领骑衫的地位。
环法赛的最初几个赛段都是冲刺者们发力的平原。我们风驰电掣般地骑过那些平坦而单调的公路，一路上玩着速度控制游戏。精神高度紧张，主车群中到处都是小动作、明争暗斗、侥幸脱险以及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撞车现象。
车把手相撞，臀部相碰，车辆撞在一起。如果骑在主车群前面，这种小动作就会少一些，所以我们都尽量骑在最前面，但所有车队也都想骑到前面，而道路只有那么宽。由于有近200名车手在争取好位置，撞车也就成了难免的事。最初几天的主要战术便是躲避麻烦――但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战斗中，由于大家都在运动状态中，你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遭人暗算。在前一年的比赛中，凯文在那些平地赛段中摔了两次，山道赛段还没有开始就落后了15分钟。
我们的车队配备有两辆跟随队车和一辆行李车。其中一辆队车中坐着约翰和工作人员，车顶上架着我们的备用自行车；另一辆车上坐着我们车队的其他经理和碰巧来观看比赛的赞助商。行李车则运送所有的自行车、我们的行李和各种其他装备。如果谁的轮胎瘪了。我们能立刻得到机械师的帮助；如果我们需要水或食品，工作人员会递给我们。
约翰从车内按战术指挥我们比赛。他通过一个非常先进的对讲机告诉我们比赛进度，车手的排位状况，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力。邮政车队的每名车手都有一个耳机，衣领上有一个黑色的小无线电绳，身上还连着一个以及检测器，以便让约翰随时知道我们的身体在各种压力情况下的表现。
我的队友们每天都骑在我的前面，保护我不受到风、撞车、其他竞争对手和其他危险的干扰。我们还得时刻躲避那些过于热情的观众和摄影师，以及他们各种各样的随身物品；婴儿车、冷饮，什么东西都有。
在第二赛段，我们来到了一条被称作“巷道”的4公里大堤上，这里的景色简直像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一样怪异。“巷道”是一条狭窄、黑黝黝的长堤坝，越过一片潮汐造成的沼泽。但是，略带咸味的潮水正处在涨潮中，而且漫过了堤坝，让人根本无法通过。即使在它能够通过时，它也非常滑，而且充满了危险。堤坝两边到处都是藤壶和海草。
主车群仍然挤做一团，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因此通过那条堤坝也就成了非常微妙的事。第一支通过的车队显然会最安全，因此邮政车队大多数车手都骑在我左右，我们冲到了前面。在这过程中，有几个队友与我们分散，结果落到了第二集团中。弗兰基和乔治顺利地保护我骑了过去，没有发生意外，但那一幕非常可怕：车轮下的堤坝非常滑，我们根本不敢摆动车轮，而且还得顶住来自侧面的强风，尽量让自行车保持直线。
但我们身后的车手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们接二连三地撞成了一堆。
有人突然一刹车，转眼间堤坝的沥青路面上到处都躺着车手。自行车飞到了空中，车轮在疯狂地转动。车手连锁反应滚到了地上。车手们俯卧在沥青路面上，而主车群其他车手又撞到了他们身上，造成更多的车手摔了下来。我们损失了乔纳森•沃特斯，因为他脑袋着地，下巴划开了一条很宽的口子，只好退出比赛。乔纳森刚刚在前一天另一场撞车事件中躲过了灾难：他当时从车把手上来了个前空翻，结果双脚先落地。他因此在主车群中赢得了一个绰号，“猫”，但是他现在却退出了比赛。泰勒•汉米尔顿虽然骑了过来，却两膝疼痛。
事后证明，“巷道”是整个比赛中最关键的时刻。由于最早通过堤坝，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我身后躺在地上的那些人当中就包括了环法赛的夺标热门人物。迈克尔•博格德和亚里克斯•祖尔落后了六分多钟――这一差距在后面的赛段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比赛的前10天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留在最前面，避开麻烦事。我在竭力寻找一个平衡：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为即将到来的更加关键的赛段保持体力，也就是梅斯的计时赛。我暂时放弃了黄色领骑衫。
我们进入了环法赛最漫长赛段，比赛的道路和周围的景色一模一样。我们从南特到拉瓦勒再到亚眠，但那感觉就像我们在一直往前骑，却没有任何目的地。意大利的马里奥•奇波里尼连续赢得了4个赛段峡了环法赛纪录。我们没有与他们去争。奇波里尼是位不错的车手，但他的爬坡能力很差，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我们获得总积分冠军构成威胁。
我们每天晚上的活动完全相同：按摩我们那酸痛的大腿，吃晚饭，然后搜索旅馆可以收到的6个法国电视频道。约翰不准我带电脑，因为我喜欢上网与人聊到很晚。
我们终于通过了平原，驶向梅斯。
我骑在后面，保留体力。  

悉尼

　　环法赛也被称作“试金石之赛”。如果说它前面的赛段只是将强车手与弱车手分开的话，那么那些弱车手现在就会被彻底排除在外。我们赶到了梅勘探。这里将有另一场计时赛，而且这场计时赛与简短的预赛不同，车手们有机会赢得或失去很多时间。赛段长56公里，也就是说得全力以赴地骑上一个多小时，而那些无法追回一些时间的车手就会退出比赛。因此它被人们称作“试金石之赛”。
　　基克从尼斯赶了过来。她第一个星期基本上都在家中看电视，但她在环法赛剩余的赛程中将陪她父母在欧洲旅游，暂时将无聊和紧张放到一边，但她会定期与我联系，了解一下进展。环法赛显然不是家人来访的理想场合，因为我必须与车队住在一起，但能有一天的时间看到她总比没有要强，而且我还想看看她的怀孕情况。此外，有她在梅斯，我也能意识到自己为这一刻训练得多么刻苦，研究得多么透彻。
　　计时赛举行的那天，我一早就出去看了一下赛道。我对它早已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在训练营时专门侦察过这一赛段。整个赛段包括两条很长的坡道，一条长1.5公里，另一条长4公里。首先是一些弯道，然后便是那两条坡道，而最后的平地将会遇到强烈的迎头风。这种赛道对力量型车手有利，也就是说对那些能够使劲迎风向前的车手比较有利。光是速度快还不够，我必须在一个多小时里始终保持高速。
　　正当我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热身时，其他车手的结果传来了。车手们分批分批地出发，间隔2分钟，在“巷道”不幸从车上摔下来的瑞士夺标热门亚里克斯•祖尔是先出发的车手之一，他的成绩为1小时9分钟多一点。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祖尔是位身材魁梧、金发碧眼的大汉，决不会向任何人低头认输，我在整个环法赛期间将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赛前的夺标热门亚伯拉罕•奥兰诺就在我前面出发，但正当我在出发区等待时，我听到消息，说奥兰诺在一个小弯道中摔下了车，失去了30秒。他虽然继续上车比赛，但他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打乱。
　　轮到我了。我使劲踩着踏板冲了出去，也许太使劲了。约翰像往常一样不停地通过对讲机给我进行战术指导，给我通报情况。在前两个计时点，他报告说，我的成绩最好。
　　在第三个计时点：我领先祖尔1分40秒。
　　我看到奥兰诺就在我前面。
　　奥兰诺从来没有在计时赛中被人追上过，因此他现在开始不停地回头张望着。我奋力踩着踏板。
　　我超过了他。奥兰诺脸上的表情又是难以置信，又是惊恐。我追上了他，而且超过了他。他渐渐消失在我的车轮后。
　　这时，耳机里传来了的声音。我的节奏为每分钟100圈。“太高了，”约翰提醒我。我踩踏板太用力了。我放缓了一些。
　　我拐进了一个宽阔的下山弯道，道路两旁是大捆大捆的牧草。我现在看到前面出现了另一个身影。路旁正躺着一位车手，受了伤，在等待医护人员。我认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队服颜色。
　　是鲍比•朱利奇。
　　我一下子失去控制，车轮在弯道上滑了一下。我后来得知，他胸口和肋骨严重受伤，只好退出了比赛。
　　我立刻集中注意力。
　　一个孩子从人群中跑到了公路上。
　　我绕过了他，但我的心在怦怦直跳。
　　我飞快地重新恢复姿势，再也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我看到前面有另一位车手。我眯起眼睛，想看看那是谁，结果看到了一丝绿色。那是比利时车手汤姆•斯蒂尔斯的骑行服。斯蒂尔斯是位非常出色的冲刺型车手，在前面平原赛段中赢得进两站胜利，而且视作赢得总冠军的热门人物。
　　但是斯蒂尔斯比我早6分钟出发。我真骑得有那么快吗？
　　约翰通常比较镇定自若，但他看了一下时间后，冲着对讲机嚷了起来。
　　“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他吼道。“你要打破环法赛纪录了！”
　　我超过了斯蒂尔斯。
　　我能够感觉到乳酸正渐渐渗透过我的双腿。我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我刚才太发力了，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我骑进了比赛的最后一程，顶头风迎面吹来，我感觉到自己似乎根本无法向前。车轮每转动一圈，我就输给祖尔一点时间。在我使出全身力气向终点冲去时，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我终于冲过了终点线。
　　我看了一下钟：1小时8分36秒。我赢了，而且赢了祖尔58秒。
　　我从车上跌落到地上，累得双目都成了斗鸡眼。我从来没有这第疲惫过。但是我又一次成了环法赛的领骑者。当我将黄色领骑衫套过头上，两次感觉到那柔软的布料垂下我的后背时，我决定不再把领骑衫让给任何人。
　　我走下领奖台，把鲜花递给基克，然后紧紧拥抱她，亲吻她。我那天晚上告诉她，“我想我会赢得这个比赛。”
　　回到车队所住的旅馆时，我们邮政车队一起喝了一杯香槟。我们每个人都只啜了一小口，因为那一天的比赛已经完全消耗掉了我们的精力，一杯酒就相当于一整瓶。我们大家祝酒完毕后，约翰站了起来。
　　“好了，香槟就喝到这里，”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香槟，因为我们将赢得更多赛段的胜利，要把酒留到巴黎去喝。”
　　整个车队欢呼了起来。  


　　我们进入了山区。
　　从现在起，整个赛段都将是上坡，甚至包括。阿尔卑斯山区的第一个赛段为132.7公里，终点是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境上布满瑞士农舍的小镇塞斯特里尔。我很清楚主车群都在想什么：我完蛋了。他们根本不把我身上的黄色领骑衫当回事。
　　我当时领先2分20秒，但是你在山区一天当中就有可能落后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色的爬坡高手，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环法赛最艰苦、最传奇的赛段，穿过那些将车手们累垮的山峰。我肯定会遇到对手们的挑战，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专门为这一赛段进行过多么艰苦的训练。现在该给他们露一手了。
　　这些赛段不仅需要体力，而且需要战术。我将非常需要我的两位爬坡高手队友：凯文•利文斯顿和泰勒•汉米尔顿。尾随另一辆车在山地赛段上非常重要：凯文和泰勒会在爬坡时骑在我前面，让我保存体力来对付进入塞斯特里尔的最后一个大坡；其他车手一定会试图在那里从我手中夺过黄色领骑衫。
　　“攻击”战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有些车手比其他车手更具有威胁性，如瑞士的亚里克斯•祖尔和西班牙的费南多•埃斯卡廷。这些车手在整个赛程中一直紧跟在我的后面。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比方说祖尔，想摆脱，邮政车队的一名车手，比方说凯文，就会立刻去追赶他。像祖尔这样的车手会突然摆脱主车群，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就已经领先了两分句。这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优势。
　　凯文的任务就是尾随祖尔，紧跟其后，使祖尔爬坡时更累。这被称作“压车”。当凯文“压”在祖尔的车轮上时，邮政车队的其他队友则助我上坡。他们会骑在我的前面，让我尾随其后，跟上他们。如果我们一天下来没有让人超过太多，这就叫“管理主车群”或“控制主车群”。
　　并不是每个突出主车群的人我们都去追赶。有些车手对总积分冠军并不构成威胁，我们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队友们只是保护我。他们围在我四周，确保不让我处在会受到伤害的位置。如果我需要换瓶水，其中一人便会去队车，替我拿一瓶过来。
　　塞斯特里尔赛段上有3座大山峰，第一座叫电报峰，然后是整个环法赛中最高的山峰――特别难骑的加里比尔峰，最后是日内瓦山。再过去便是一段上坡，一直通向塞斯特里尔的终点。
　　在那天150英里的大多数时候，邮政车队简直完美得像台机器，无论是过渡还是控制局面都完美无缺。
　　西班牙人从一开始便想超过我们。埃斯卡廷在电报峰上摆出一副要突出重围的加工，但我们不为所动，坚决不过早浪费太多体力。凯文在加里比尔峰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他让我一直尾随他到达冰雹扑打、狂风呼啸的峰顶。我跟在凯文身后时，不停地鼓励着他。“你真是太棒了，伙计，”我说，“我们后面那些家伙已经累得半死了。”
　　我们下了加里比尔山，弯道两旁都是松树。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描述一下下山的感觉。你弯腰伏在车把上，靠两个半英寸宽的小轮胎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下山，浑身冷得发抖。另外，你还得加上弯道、急转弯、U字形大转弯和大雾。山坡上下来的泉水从我的车轮下流过。在我身后。凯文摔倒了。他想穿上一件雨衣，结果衣袖卷进了车轮。他从地上爬了起来，但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一直。腰酸背痛。
　　我们来到了日内瓦山前。这是我们6小时中要征服的第三座山峰。雨越下越大，雾越来越浓。常常是一阵雨刚过，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雨。山顶上寒风刺骨，冰冷的雨水粘着我的衣服。下山的时候，天下了冰雹。我现在与车队其他队友散开了，那些想超越我的车手不停地冲上来，他们似乎认为我随时会垮下来。这让我一下子来了火。那些弱一些的车手已经落到了后面，无法跟上来。我发现自己独自面对的都是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爬坡高手。我打算要让他们尝点苦头，让他们累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惟一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传来的约翰的声音。他就坐在后面的队车里，坐在他旁边是我们的老板汤姆•威瑟尔。

悉尼

　　从日内瓦山下来时，伊凡•戈蒂和费南多•埃斯卡廷冒险在大雾中在那些急转弯上发力，一下子领先了25秒。我和另外5名车手组成了第二梯队，紧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上坡，也就是通向塞斯特里尔城内的30公里漫长而艰巨的坡道。我们已经一连骑了5个半小时，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从这里开始，谁会垮掉、谁不会将会见一个分晓。
　　还剩8公里时，我落后于骑在最前面的两位车手32秒，而且与另外5名车手形成第地梯队，奋力向前骑着。其他车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爬坡高手，其中最出色的是瑞士的祖尔，高大魁梧，不知疲倦，时刻让我提心吊胆。
　　该我出马了。
　　在一个小拐弯处，我骑到第二集团的里面，站起身，开始加速。我的自行车似乎猛地跳到了前面。我差一点冲到护卫摩托车上。
　　后面汽车中的约翰吃了一惊。他说，“兰斯，你已经拉开了距离。”然后他又说，“10英尺。”
　　约翰查看了一下电脑里显示的我的心率，以便知道我用了多少力气，我的身体还能承受多少。我的心率为180，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我的感觉就像骑在平地上一样舒服。
　　他说，“兰斯，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奋力向前骑去。
　　在短短的1公里路程上，我就追回来了21秒。我现在落后领先的两位车手只有11秒。真是奇怪，但我仍然不觉得累。那种感觉就像……不费吹灰之力。
　　领先的两位车手，埃斯卡廷和戈蒂，不停地回头张望。我继续飞快地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我赶上了埃斯卡廷的后车轮。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戈蒂想加速，但我加速超过了他，与埃斯卡廷并排骑在了一起。
　　我再次发力，将节奏再加快了一点。我是在试探，看看他们的状态以及心理活动，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奇怪的是，我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他们累了吗？
　　没有反应。
　　“领先1个车身，”约翰说。
　　我继续加速。
　　“3个车身，4个车身，5个车身。”
　　约翰停了一下，然后几乎是随意地说道，“你干吗不再加快一点速度？”
　　我又加快了一点速度。
　　“领先40英尺，”他说。
　　如果你领先了一段距离，而你的对手没有作出反应，那么你就明白其中一定有问题。他们顶不住了。当他们顶不住时，你就战胜了他们。
　　我们离终点还有4英里。我用力踩着踏板。
　　“你领先了30秒！”约翰越来越激动。
　　约翰不停地通过我和耳机给我报告我的进程。他现在告诉我，祖尔在竭力追赶。又是祖尔。
　　“听着，我不管那么多了，”我冲着对讲机说，“我要结束这比赛。”  

  
　　在意大利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基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当我离座骑行，开始冲刺时，兴奋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真棒！”她大声嚷道。
　　那天晚些时候，我母亲会在德克萨斯的帕拉诺录相转播。由于时差的缘故，她不知道赛场发生的事。
　　“看哪！”她大声叫道，“他在发力！他赢了！”

　　我在奋力踏蹬时，脚下的自行车开始摇摆，我的双肩也开始因疲劳而上下抖动。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我的身体已经完全伏在了自行车上。我的鼻孔发烫，我在竭力多吸入一点空气。我张开嘴，露出牙齿，像是要对着谁咆哮。
　　离终点还有一段距离，我担心祖尔会追上我，因为我继续保持我的节奏。
　　我回头看了一眼，以为会看到祖尔就在我身后。
　　后面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将目光重新转向前言。我现在可以看到终点线了――剩下的一段路全是上坡。我向山顶骑去。
　　我在骑过最后那几百码时是不是想到了癌症？不是。如果我那么说的话，我就是在说假话。但是，我认为我前两年所遭遇的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与癌症的较量，自行车界对我重返赛场所持的怀疑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压在我的心头，存在我的脑海中。它不是让我加快了速度就是让他们放慢了速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我继续爬坡。我的身体感觉到了疼痛，但我也为这身体所创造的奇迹而欣喜。参加比赛并体验痛苦是很难，但这种苦远比不上躺在病床上，胸前插着一根导管，任由白金在你的静脉里燃烧，每星期5天、每天24小时呕吐。
　　那么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一件滑稽的事。我想起了《骄阳似我》中的一个镜头。马特•达蒙在那部电影中扮演一位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年轻的数学天才，一位从南波士顿来的一位仇视社会的孩子，有点像我。他试图在一家酒吧中与几个出生豪门的哈佛大学学生套近乎，结果不仅在与一位不可一世的学者的智力较量中获胜，而且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
　　事后，达蒙心满意足地看着他的那位手下败将说，“嗨，你喜欢苹果吗？”
　　“喜欢，”那家伙说。
　　“她已经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达蒙得意地说，“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骑在那最后几百米公路上，一面呼吸着山中稀薄的空气，一面想着那部电影，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快到终点时，我冲着对讲机对着坐在队车里的两位朋友――约翰和汤姆•威瑟尔――说，“嗨，汤姆，约翰，你们喜欢苹果吗？”
　　我的耳机里传来了他们困惑的回答。
　　“我们都喜欢苹果。怎么啦？”
　　我冲着话筒大声叫道。“你觉得这苹果的滋味如何！”
　　我冲过了终点线，双手高举，两眼望着天空。
　　然后，我双手捂着脸，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意大利那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妻子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那天晚些时候，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拉•特蕾丝•哈内、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以及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观看着录相转播。当我骑上山坡，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时，他们都紧紧地盯着电视机。“他做到了！”拉•特蕾丝说。“他成功了！他战胜了癌症！”
　　塞斯特里尔赛段结束后，我在环法赛中领先了6分03秒。  

悉尼

　　当你骑车穿过那些高山时，你的眼中并没有它们。你没有时间去留意周围的景色，不会去欣赏耸立在左右两边那些壮丽的悬崖峭壁，隐约出现的冰川，高耸入云的山峰，绿茵茵的草地。你真正注意到的是你前面的道路以及你身后的车手，因为在山道上领先根本算不了什么。
　　塞斯特里尔赛段后的次日早晨，我早早起来和队友们一起用早餐。我们每星期要吃掉25盒麦片，外加几十个鸡蛋。我先吃下一些穆兹利，然后是一盘三四个鸡蛋，最后再将一些意大利面片塞进肚子。等待我的又是一天漫长而艰难的爬坡，因此我需要我能找到的每一盎司碳水化合物能量。我们将要征服的是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这一赛段像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一样充满了神秘气氛，其中包括一段海拔1,000米、长14公里的坡道，坡度达到了9度。上山的道路包括21个让人提心吊胆的急转弯，一系列显得没完没了的之字形坡道，最后才到达山顶。上山时酷暑难当，下山时寒风刺骨，有些地方的道路只有我的车把那么宽。早在1900年，当环法赛第一次加入爬坡赛段时，有位车手着他那笨重的老式自行车完成了整个赛段。然后，他转身冲到路旁的大赛组织者，对着他们骂道，“你们都是刽子手。”
　　我想在这一赛段中避免激烈竞争。我不需要像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那样超越其他车手，只需控制住我的主要对手就行了。亚伯拉罕•奥兰诺落后于我6分03秒；亚里克斯•祖尔现在排名第四，落后于我7分47秒；费南多•埃斯卡廷名列第八，落后于我9分钟。这一天比赛的目标是保持稳定，不能牺牲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赢得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赛段的大本营。我想让其他队员知道我的状态很好，因为在这些艰苦的爬坡赛段中，士气至关重要。车队每个人都有耳机连着对讲机，因此我知道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嗨，约翰，”我说。
　　“什么事，兰斯？”他像平常一样毫无表情地说。
　　“我骑辆三轮车都能赢。没问题。”
　　我可以听到耳机里传来了大家的笑声。
　　我们一出发速度就比较快，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少其他车手超越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向我们挑战的车手。首先，泰勒•汉米尔顿一路领骑，带我上了山。我借着他的力，一直和他聊天，话语直接传到他的耳机里。我们超过了奥兰诺。约翰通过耳机告诉我们，“奥兰诺落到了后面，干得漂亮。”接着，我们见到了祖尔的队友曼努尔•贝尔特兰。我大声对着泰勒说，“你准备让贝尔特兰替你出力吗？”
　　我们只剩下了10公里，大约还需要30分钟，但全是爬坡。突然，埃斯卡廷和他的队友卡洛斯•康特雷拉斯加速进入了坡道。接着，汤姆•斯蒂尔斯的一位队友帕威尔•托恩可夫也开始发力。泰勒已经精疲力竭，现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因此我只好亲自出马去追托恩可夫。祖尔尾随着贝尔特兰也赶了上来，而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则赶上来尾随在我身后。他们都想把我赶尽杀绝。
　　但是我一点也不累。他们这些小动作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只要我不被他们甩开，他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抢回去多少时间。我继续保持第四的位置，时刻注意周围的一切动静。到达山顶还有4公里，也就是说再被他们束缚6分半钟左右。这时，意大利车手朱塞佩•古厄利尼开始冲刺。古厄利尼曾两次这环意大利赛的第三名，但他在环法赛中的总积分落后于我15分钟，所以根本不需要向他发起反攻。我让他冲到前面去。就在这时，祖尔顶不住了，他跟不上节奏。
　　古厄利尼领先了我们大约20秒――突然，他不可思议地撞到了一位观众身上。比赛开始以来，观众一直是个大麻烦。他们往往会突然在主车群前横穿公路，而现在一位狂热的车迷居然举着他的“快立拍”相机冲到路中央，站在那里拍照。古厄利尼左躲右闪，想避开他，最后车把撞到了那位观众身上，他自己也摔了出去。这是环法赛中司空见惯的情况，足以证明领先并不一定就能获胜。古厄利尼没有受伤，立刻跳到车上继续比赛，但托恩可夫现在赶了上来。幸运的是古厄利尼率先冲过终点，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获得了这一赛段的第四名，但我的总成绩领先奥兰诺7分42秒。祖尔尽管使出了全身解数，只追回来几秒钟，仍落后于我7分47秒。
　　这是环法赛比较典型的一天。  



　　我在穿越阿尔卑斯上时遇到了另一个敌人。我新近获得的爬坡能力引起了法国新闻界的怀疑，而法国新闻界在前一年夏天报道了违禁药品的丑闻后急于想再制造出一个轰动事件。一场悄然无声的活动开始了：“阿姆斯特朗一定服用了某种东西。”《队报》和《世界报》含沙射影地暗示：我重返赛场太像是个奇迹。

　　我知道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肯定会引起一些猜测――任何身穿黄色领骑衫的车手都会被人怀疑使用了违禁药品，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是法国新闻界那种无中生有的指控让我大吃一惊：有些记者甚至认为化疗给我和自行车生涯带来了好处。他们猜测我在治疗过程中服用了某种神秘的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世界上任何肿瘤大夫，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一定会为这种愚蠢的看法笑掉牙。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认为癌症治疗居然对我有益？也许只有癌症病人才能理解治疗过程难受到什么程度。一连3个半月，大夫给我的都是人类已知毒性最大的药物，那些毒药每天蹂躏着我的身体。我仍然感到自己中过毒――即使是现在，化疗已经过去了3年，我觉得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清除掉那些毒药。

　　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而且药检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环法赛官员每次随意从我们车队选一个人去接受药检时所挑中的总是我，这绝不是巧合。药检是环法赛最有辱人格的方面：我刚完成一个赛段就被立刻带到一个露天帐篷，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夫用橡皮管勒住我的胳膊，用针所了我后抽血。我躺在那里时，一群摄影记者对着我咔嚓咔嚓拍照。我们把那些大夫称作“吸血鬼”。“吸血鬼来了，”我们会说。但是药检却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药检能证明我的清白。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药检，一次又一次验血。

　　在面对媒体时，我说，“我的生活、我的疾病、我的运动生涯没有任何秘密。”就我而言，这应该能结束一切谣言。我在塞斯特里尔赛段中的表现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我为此进行过艰苦的训练。我现在体重轻了很多，有获胜的动力，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塞斯特里尔的坡道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的坡度比较适合我，而且比赛那天的条件也非常适合我――冷，潮湿，有雨。如果说我那天的表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我骑车时那种超出身体以外的轻松感觉――我把那种感觉归咎于能够活下来而且参加爬坡赛所带来的兴奋。但是新闻界并没有就此罢休，于是我决定几天内不再接受他们的采访。

　　与此同时，美国邮政车队成了蓝色快车。我们进入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过渡赛段，前进在一个名叫中央高原的地方。这里的地形非常奇特，既不是山区，也不是平地，而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结果你的双腿永远也得不到休息。我们往南向比利牛斯山驶去时，道路两旁都是波浪般起伏的向日葵田。

　　这个赛段对车手的折磨几近残酷；我们不停地上坡下坡，时刻面临其他对手的超越。整个赛段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慢速度恢复一下体力，其他车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冲来。不过，我们还是控制住了大多数车手以及主车群，但那些日子不仅天气炎热，而且比赛队伍中充满了火药味。天气热得有些路面的柏油都已经熔化。

　　弗兰基、乔治、克里斯蒂安、凯文和彼德最累。弗兰基首先副食我们骑上那些起伏不平的山坡，给我们定下一个很高的速度，并且将一些车手甩到后面。弗兰基累了之后，乔治会顶上去领骑，这时又会有一些车手因跟不上我们的速度再落到后面。然后顶上去的便是泰勒，他会继续加速，将更多的对手甩到后面。最后，凯文会助我骑上那些较陡的山坡。我们就这样将对手一个个抛出赛场。

　　每天都有车手要超越我们。其他车手仍然认为我们比较容易对付，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拖垮。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死者坡道”的赛段，这里有一连几英里的坡地。时刻有人突出主车群，而我们的车队却在瓦解：彼德•迈内特－内尔森膝盖疼痛，凯文由于阿尔卑斯山上气温的剧烈变化而病得毫无力气，弗兰基和乔治则因为替我领骑而耗尽了力气。每个人的脚都疼痛难熬，穿在骑行鞋里的脚因气温过高而肿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