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突然，30名车手冲到了前面，我们只好去追赶他们。以前的我又复苏了――我发力追了上去。我没有等泰勒或弗兰基或任何人。我就这么冲了上去。我追上了他们，骑在了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队友。这时，对讲机响了起来，我听到凯文在冲着我嚷嚷，“你在干什么？”我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坏习惯，盲目地发力，白白浪费力气。“快回来，”凯文提醒我，“你不需要那样做。”
　　我重新坐到车凳上，说，“好吧。”然后我放慢速度，保存体力，让邮政车队其他车手去追赶。
　　我骑在车上六七个小时都在想什么？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而我的回答也总是让人失望。我在想着如何比赛。我不能分心，不能胡思乱想。我只想着不同赛段所采用的不同技术。我反复告诫自己，如果我想在这种比赛中永远保持领先，那么我就必须时刻用心。我为自己的领先地位而担心。我时刻留意对手们的情况，以防他们当中某个人试图超越。我还密切注意周围的动静，提防撞车。
　　整整单调乏味的5天5夜，我们穿过了法国中部，从圣艾蒂安到圣加米尔到圣弗卢尔到阿尔比到卡斯特尔再到圣戈当，骑向比利牛斯山。第十三赛段是环法赛最长、最热的一段，一连7个坡道，没有平地。弗兰基说整个线路从侧面看很像锯齿，而且骑在上面的感觉也一样。彼德•迈内特－内尔森终于因习惯的伤势而退出了比赛。有些旅馆的房间太小，弗兰基抱怨说，当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时，他的膝盖都撞到了卫生间的门上。与弗兰基同屋的乔治则说，房间小得他们根本无法同时打开衣箱。
　　们骑在车上时总是感到口干舌燥、饥饿难当。饼干、馅饼、杏仁蛋糕、带葡萄干的燕麦饼干、营养棒或任何简单的碳水化合物都成了我们充饥的点心。我们在白天大口大口地喝着含糖的消渴型饮料，晚上则喝“代谢水”。
　　晚上，我们坐在餐桌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是念叨一些陈年旧事便是吹嘘自己在赢得姑娘芳心方面的骄人战线，而其中99%都为不实之词。我们的厨师威利•巴尔梅是位65岁的瑞士人，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无论我到哪支车队都一直跟着我。他讲的故事总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威利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能说6种语言（大概就差斯瓦西里语了）。厨房是他的天地，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中，我还一次也没有见到他被旅馆的厨房拒绝过。他会先赶到旅馆，让旅馆的服务人员感觉自己也成了我们车队的一部分。他总是亲自为我们准备意大利面片，别人谁也休想插手。
　　我继续向前骑行，而基克则在欧洲各地为我点上蜡烛祈祷。无论是在小村庄还是在大都市，她都会找一个教堂，点燃一支蜡烛。她在罗马时甚至去梵蒂冈为我点燃了一根蜡烛。  

  
　　我们终于来到了比利牛斯山脉。
　　我们穿过梵高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乡间，骑进了为大山阴影所笼罩的圣戈当。比利牛斯山脉是那些爬坡高手们有望战胜我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那些大山中，只要一天发挥不好，我就会输掉整个比赛。只要还没有冲出那些大山，我就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在环法赛中获得冠军。
　　压力越来越大。我体验过以第五十五名的成绩与大家骑完环法赛全程的滋味，但黄色领骑衫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不同的压力。如果你穿着黄色领骑衫，像我一样领骑，你真有一点树大招风的感觉。其他车手每天都在自行车上考验我，而下了车后我还要接受新的考验，因为我所接受的药检越来越严。
　　我决定正面回击那些对我的指控，便在圣戈当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尽管我曾经奄奄一息，但我并不蠢，”我说。大家都知道，健康人使用EPO和类固醇会造成血相紊乱、中风。我告诉新闻界，我赢得塞斯特里尔赛段的胜利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我毕竟是前世界冠军。
　　“我可以再强调一遍，我没有使用违禁药品，”我说，“我原来以为有着我这样的背景和我这样的身体状况的车手不会使人们感到意外。我不是新手。我知道有人在紧紧盯着我，或者在窥视我，或者在挖我的材料，但你们什么也查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查……他们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明白自己需要敬业，而不是登载一些子虚乌有的垃圾，那么他们将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多么清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继续比赛，继续接受药检，继续应付那些问题。我们开始了比利牛斯山区第一赛段的比赛，也就是从圣戈当到皮乌因加利，沿途将穿过7座山。我曾在寒冷的天气中骑过这些道路，可当我们现在骑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时，却是尘土飞扬、酷热难当，车手们个个都向别人要水喝。下坡又陡又险，路的一侧尽是万丈悬崖。
　　这一赛段的终点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因此所有西班牙车手都决心赢得这一赛段的胜利，尤其是那位处处紧随着我的身材修筑、面目清瘦的埃斯卡廷。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邮政车队分散了，我一个人在追赶埃斯卡廷。他奋力骑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尽量减少他追赶上来的时间。
　　当两分开座大山分开，露出当天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高潮摆脱掉了祖尔，骑到了第二的位置。但是我根本无法追上埃斯卡廷，因为他领先了我有大约两分钟的距离。在最后一个坡道上，我精疲力竭，顶不住了。我早餐后就没有吃任何填肚子的东西。我落到了后面，只获得了第四名。埃斯卡廷获得了这一赛段的胜利，并且排到了总积分第二的位置，落后于我6分19秒。祖尔则落后于我7分26秒。
　　我刚冲过终点线，一位法国电视记者拦住了我：有报道说我的药检中有一样违禁药品呈阳性。那些报道当然是不实之词。我回到了车队所住的旅馆，推开一大群互相拥挤的媒体记者，举行了新的记者招待会。每次报纸上出现新一轮对我的猜测时，我惟一能做的只有强调我的清白――而报纸上每隔三四天便会对我来一轮新的妄加。
　　《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药检结果显示我的尿样中含有微量皮质类固醇。我用过一种可的松软膏来治疗座凳擦伤，而且我在比赛开始前就向环法赛组委会说明了情况。组委会立刻发表了一项声明，证明我的清白。“《世界报》挖空心思要搞一篇违禁药品报道，他们找到了一种治疗皮肤的软膏。”我说。
　　新闻界这种没完没了的攻击让我深受伤害，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士气。我为重新回到赛场做出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而现在这一切努力的价值在降低。我试图真诚、直截了当地对待那些报道，但这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特的地方。正是那些散布谣言、报道我使用违禁药物的人，当初在我躺在病床上时曾说我“他已经完了。他永远不会再回到赛场上”，在我想重返赛场时又说“不，我们不想给他任何机会。他永远不会有什么出色表现。”
　　眼看我在环法赛中牌领先地位，身穿着黄色领骑衫，越来越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人便又发出了相同的信息。“这不可能，”他们说。“完全不可能。他不可能做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幕，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这些攻击我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谓异口同声。

悉尼

　　幸亏我当初在病中没有听他们的话。
　　法国记者尤其怀疑我，这让我很伤心。我住在法国，我热爱这个国家。前一年环法赛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后，许多顶尖车手拒绝参加1999年的环法赛，而我却参加了。其他车手担心会受到警察的为难和政府官员的调查，我却每天都在训练。法国对使用违禁药品的处罚最为严厉，但我却参加了春天在法国举行的所有比赛，而且在法国进行了环法赛的全部准备工作。按照法国法律，当地警察可以随时进我搜查。他们不必得到允许，不必敲门。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搜查证、没有任何告示的情况下在我家德智体，搜身或搜查我的汽车。
　　我告诉新闻界，“我住在法国。整个月和6月都是在法国度过的，不是参加比赛就是在训练。如果我想隐瞒什么，那至少应该另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写进去，也没有将这番话刊登出来。
　　次日，我们来到了环法赛最著名的山峰――图马勒峰。通向山顶的公路超过10英里，高耸入云。这是我要征服的最后一个大坡，也是对我的最后一次考验。我们明白，其他车手会再次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发起冲击。我们现在已经厌倦了骑在前面，总是顶着风，总是被人追赶。但是如果我们多一天控制山区的比赛情况，那么巴黎最高领奖台上就一定会出现我们的身影。
　　我们刚到达20公里长的图马勒赛段的出发地，其他车手就开始找我们的岔子。我们一开始就骑出了很快的速度，目的就是削弱那些试图超越我们的车手。剩下8公里时，我们开始加速。法国爬坡好手维伦克追上凯文后怒气冲冲地说，“你有毛病啊？”凯文说他没有毛病。维伦克问凯文是否在使出全身的力气，凯文说，“不是，你是不是使出了全身力气呢？”凯文说着猛一发力，将他甩到了后面。在那天剩下的比赛中，维伦克两眼冒火地紧紧追赶着我们。
　　在艰难的爬坡过程中，我和埃斯卡廷互相咬紧对方。我密切注视着他的动静。在最陡的一段坡道上，他开始发力。我立刻跟了上去，祖尔紧随在后。我们3个人一起到达了山顶，展开了一场私下里的较量。我们从山顶低头看着脚下那厚厚的云层。我们开始下山时，雾越来越浓，我们几乎看不到10英尺以外的东西。在那种迷雾中飞速角逐简直是太可怕了，因为道路的另一边就是悬崖峭壁，而且路旁还没有护栏。
　　我现在惟一关心的是让我的主要对手要么与我并驾齐驱，要么落在我的后面。我们的前面又出现了第二山坡，也就是苏勒峰。埃斯卡廷再次发力，我再次紧追上去。我们又登上了一座浓雾笼罩的山峰，整个环法赛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坡道：奥比斯克峰，长7.5公里。然后，山区的赛段就会全部结束，剩下的便是以70英里的时事下山到达终点。
　　现在骑在前面的有3位车手，个个都想获得这一赛段的胜利；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第二集团，一共有9名车手，其中包括我、埃斯卡廷和祖尔。我不在乎获得一个赛段的胜利。由于还剩下4公里，我决定还是骑稳妥一些，让其他人互相去发力争斗，而我自己则尽量避免撞车。我只有一个目标：保住我的黄色领骑衫。
　　我骑过赛段终点，下了车，尽管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却仍然为自己保持住了优势而高兴。但是，在车上骑了5个小时后，我现在还得面对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我开始觉得新闻界想在精神上搞垮我，因为其他车手没有能在体力上搞垮我。媒体已经像坡道一样变成了一种障碍。
　　国际自行车联盟在那天公布了我所有的药检结果，事实证明我非常清白。而且环法赛的组织者让－玛丽•勒布朗给我投了信任的一票。他说，“阿姆斯特朗能战胜疾病，这标志着环法赛也能战胜自身的毛病。”
　　我就这样抵挡住了车上和车下的攻击，将黄色领骑衫留在了自己身上。我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山区，在经过3个星期，长达2200英里的比赛后，我现在的总时间为86小时46分20秒，列第二名的是埃斯卡廷，比我慢了6分15秒。亚里克斯•祖尔排第三，落后于我7分28秒。
　　我仍然穿着黄色领骑衫。  

  
　　奇怪的是，随着巴黎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感到紧张。我每天晚上都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盗汗的程度甚至比我当时生病时还要严重。我试图安慰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拼搏要比为赢得环法赛去拼搏重要得多，但这两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同一件事。
　　我们车队中感到紧张不安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车队的机械师紧张得晚上睡觉非要将我的自行车放在他的房间里，根本不敢把它留在汽车上，因为留在汽车里就有可能变成人们破坏的对象。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来阻止我获得胜利呢？第17赛段是漫长的平地，一直进入波尔多。比赛过程中，有个疯子对着主车群喷洒胡椒气，结果造成几名车手只好停到路边，呕吐起来。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威胁会阻止我获得环法赛的胜利：撞车。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难关：在主题公园小镇“未来城”举行的35.4英里的个人计时赛。计时赛中有可能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我有可能会摔到车下，折断一根锁骨或一根腿骨。
　　我想赢得这项计时赛。我想用我的自行车来发表最后一项声明，让新闻界和自行车界那些造谣惑众的人看看，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我什么。我已经不再出席任何记者招待会（但是我仍然无法躲避药检；第十七赛段结束时，我又一次被抽中接受了药检）。但是，要想赢得这场计时赛就必须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一位车手如果想创造新的最快速度，他就有可能冒一点愚蠢的风险，结果伤着自己――也许伤势会严重到他无法重新骑到车上。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看看鲍比•朱利奇在梅斯的遭遇吧，他撞车时的速度为每小时55英里，结果造成胸部血肿。我自己在那场计时赛中也差一点摔倒：我骑到一个小拐弯处时，有个孩子突然冲到了我前面。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山上，观众跳到古厄利尼前，结果造成他从车上摔了下来。祖尔如果没有在“巷道”堤坝上撞车的话，现在可能只落后于我1分钟。
比尔•斯泰普顿在计时赛的前一天晚上来旅馆看我。“兰斯，我不是教练，但我认为你应该放松一点，”他说，“你已经领先了那么多，只要骑完它就行了。千万别干傻事。”
　　聪明的骑法是避免出任何差错，不要摔倒，不要伤着自己，不要因为撞车而落后10分钟。
　　我不在乎。
　　“比尔，你以为在对谁说话呢？”我说。
　　“什么？”
　　“我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我要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上面。我要在环法赛上留下我的签名。
　　“好吧，”比尔无可奈何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不用再谈了。”
　　我从梅斯赛段结束后就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因此我不想把它让给任何人。作为一支车队，我们几乎到了完美的地步，但是作为个人，我现在也想赢得比赛的胜利。历史上只有3位车手曾在环法赛中赢得过所有计时赛的胜利，而这3位都是最伟大的车手：伯纳德•黑诺特，埃迪•墨克斯，米盖尔•安杜兰。我想跻身于他们之中。我想证明我是赛场上最有实力的车手。
　　我睡不着觉。耐克车队的斯科特•麦克伊臣来我的房间看我，斯泰普顿也来了。约翰将头探进我的房门，看到斯科特正躺在我的床上，而我仍然没有睡觉。约翰看了一下手表：晚上11点30分。“让这些人离开，赶快睡觉，”他说。
　　我母亲也飞到了“未来城”，我安排她坐在我们的一辆队车中。她想观看计时赛，因为她又有了原来那种想保护我的感觉；只要有她和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受伤。但是，计时赛也让她胆战心惊，因为她非常了解自行车运动，知道摔车的事多么容易发生。她知道这一天――也就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二天――对我来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锤子买卖。为了这一点，她必须到场。
　　计时赛是一个人与时钟的较量，就这么简单。整个赛段长57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钟。赛段绕着法国中西部兜一个大圈，道路两旁是红瓦建筑和金黄色的田野，观众们则坐在躺椅或休闲椅上。不过，我无暇去欣赏那美丽的景色，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会处在紧张的比赛中。

悉尼

　　车手们这次按颠倒顺序出发，也就是说我将最后一个出发。我将自行车架在一个固定滚轴上，开始进行准备活动，依次检查我在赛道上将要使用的不同的变速档。
　　就在我做着准备活动时，泰勒•汉米尔顿在远处已经出发了。他的任务是不管风险多大，尽可能快地向前骑，然后把技术数据传回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泰勒不仅速度很快，而且那天大多数时候都在领骑。直到最后，祖尔才冲上来，以1小时8分26秒的成绩将泰勒挤到了第二名。
　　轮到我了。我立刻冲出了出发区，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我的前面是埃斯卡廷，比我早3分钟出发。
　　我低下头，从他身边嗖的一声超了过去。道路两旁是树林和很高的杂草，但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比赛，甚至都没有回头朝他看一眼。
　　在前两个计时点，我骑出了最快的速度，快到坐在后面汽车里的我母亲在弯道处加速时都往后一仰。
　　到了第三个计时点，我的成绩为50分55秒，仍然列第一。问题是我能不能将这种速度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段路程。
　　骑到最后6公里时，我比祖尔快了20秒。但我现在开始为刚才的发力付出代价。我在山区付出过代价，在起伏的丘陵地区付出过代价，在平原地区付出过代价。我在失去时间，我能够感觉到。我即使能战胜祖尔，那也只会是几秒钟。在最后两个弯道上，我开始离座骑行。我在拐弯处加速，尽量小心不摔倒，而且说可能快地骑过去――结果差一点撞到路肩、摔到人行道上。
　　我沿着公路开始最后的冲刺。我咬紧牙关，数着数字，使出全身的力气。我冲过了终点。我看了一下计时器：1小时8分17秒。
　　我赢了祖尔9秒。
　　我骑到一个围起来的区域，刹住车，摔到地上，弓着身子。
　　我不仅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而且获得了环法赛的胜利。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一点。成绩与我最接近的对手祖尔落后于我7分37秒，这样的差距在进入巴黎的最后一赛段中是追不回来的。
　　我的比赛历程快要结束了。但对我来说，所经历的实际上有两段历程：参加环法赛的历程，然后才是环法赛本身的比赛历程。最初是预赛，情绪高昂；第一个星期风平浪静，但很安全。然后便是梅斯和塞斯特里尔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那种让人意志消沉的攻击。现在，胜利地结束比赛又带给我一咱洗清冤屈的甜美感觉。我将穿着黄色领骑衫进入巴黎。
　　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母亲拍手欢呼。我边挥舞着一面小旗，边擦拭着眼角的泪花。我在这场计时赛前一直没有见到她，但颁奖仪式一结束，我就给了一个拥抱，然后带她去吃午餐。她说，“你都不敢相信国内的人怎么看待你。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明白，也很难想象出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人现在都快要疯了。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旅馆，旅馆大厅里挤满了记者。我们挤过人群向我的房间走去，一位法国记者想采访我母亲。“我们能谈谈吗？”他问。
　　我转过身来说，“她不会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但是那家伙继续问她问题。
　　“别烦她，”我说。我用胳膊搂着她，拨开人群，回到我的房间。  

  
当天晚上，我开始明白美国国内反应是怎么回事。《人物》杂志的一位记者赶到了法国，要采访我。赞助商们一批一批地走进我们车队所住的旅馆，来看我们，和我们握手。朋友们也开始到来；他们都是坐飞机连夜赶来的。•比尔斯泰普顿请我出去吃饭，告诉我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早间节目和晚上的谈话节目都想请我去做嘉宾。他认为我应该在环法赛一结束就飞回美国一天，接受电视采访。
但是，按照环法赛的传统，冠军要出席欧洲各地的一系列比赛来展示黄色领骑衫，我也想遵守这一传统。“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说，“我要呆在这里去参加那些赛事。”
　　“好，”比尔说，“真是太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蠢。”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国内现在的情况，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整个比赛一结束，你就再也躲不了了。美国每个人都在关注着。”
　　耐克公司希望我在他们位于纽约的总店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会亲临现场，唐纳德•特朗普也会去。奥斯丁的市民想举行一个庆祝游行。而克公司提出用他们的私人飞机在一天之内将我接到美国再送回到欧洲，好让我参加那些赛事。我惊呆了。我这么多年来赢得过那么多比赛，可美国没有一个人关心。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了起来。
　　但是，我身上仍然有一部分不完全相信我会获胜这一事实。我告诉自己，还有一天的比赛。晚饭后，我将自己隔绝开来，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使劲地擦身，然后便上床睡觉。
　　最后一个赛段从阿巴让到巴黎，全长89.2英里，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比赛。按照传统，主车群将以比较悠闲的速度慢慢前进，直到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并且到达凯旋门。这时，美国邮政车队将会骑到最前面，进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我们便会开始冲刺，绕着市中心骑上10圈。大家最后会列队前进，共同骑过象征着胜利的最后一圈。
　　我们向巴黎骑去。我一路上骑着车接受采访，与主车群中的队友和朋友聊天，甚至还吃了一个冰淇淋筒。邮政像往常一样呈完美编队前进。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告诉一位电视记者，“全是我的队友们在发挥作用。”
　　过了一会儿，另一支电视采访队赶到了我身旁。“我要向德克萨斯沃斯要塞镇的凯丽•戴维森问一声好，”我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凯丽是位癌症小病人，我在“玫瑰自行车赛”上认识了她，之后她和她家人便成了我的好朋友。
　　最后，我们进入了市区。当我们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我感到热血沸腾。整条街道都为我们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场面简直让人感到目瞪口呆。卵石和砖块铺就的大街两旁排列着数以万计的观众，空中飘着号角声，五彩纸屑到处飞舞，临街挂满了彩旗。人群中挥舞的美国国旗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人群中有人举起了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德克萨斯”。
　　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继续往前骑。我渐渐发现并非所有那些都是美国的星条旗，我高兴地发现其中有一些飘舞的三角彩旗居然是德克萨斯州的孤星州旗。
　　说来也怪，比赛结束前的最后10圈冲刺居然毫无刺激，没有任何高潮，我只是尽量避免在这种时刻撞车。接着，我冲过了终点线。一切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终于成了冠军。
　　我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摄影记者、保安人员、大赛官员和朋友，个个都在为我鼓掌。奥斯丁大约来了五十多个人，其中包括巴特•奈格斯，我的好朋友杰夫•加威，还有谁也没有料到的吉姆•霍伊特――故乡的朋友们说服他来到了现场。
　　我被带到领奖台上接受颁奖仪式。我接过奖杯，将它高高举过头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我跳下领奖台，跑到观众席上，紧紧拥抱我妻子。摄影记者将我团团围住，我说，“我母亲在哪里？”人群立刻分开，我看到了她，将她紧紧拥抱。媒体也围住了她，有人问她是否认为我的获胜经历非常困难。
　　“兰斯的一生都充满了困难，”我母亲说。
　　接着便是整个比赛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的车队再骑最后一圈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我们独自骑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们一起度过了3个星期，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地骑着，心情享受这一时刻。一个陌生人跑到大街上，递给我一面挂在旗杆上的巨大的美国国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到我面前的――他只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将那面旗帜塞到我手中。我举起国旗，激动得视线都模糊了。
　　最后，我回到终点区，面对媒体，忍住了泪水。“我真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说，“我只想说一点。如果你得到第二次生命去为某件事奋斗，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整个车队被迅速带走，为晚上的庆祝宴会做准备。那将是250人出席的盛宴，地点在奥赛博物馆，里面收藏着世界上一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经过3个星期的苦难历程，我们无一例外地感到筋疲力尽，但我们个个都期盼着举起酒杯的那一刻。
　　我们赶到博物馆时，发现所有餐桌都布置得非常雅致，只是桌子中央的摆设有些古怪，而这是汤姆•威瑟尔建议的。
　　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摆着苹果。
　　我们举起了离开梅斯后的第一杯酒，我站起来给我的队友们敬酒。“我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我说，“但我觉得黄色领骑衫上惟一属于我的是拉链，是很小的一部分。黄色领骑衫的其余部分，无论是衣袖、前胸还是后背，都属于我的队友们。”
　　我的队友们举起了酒杯。
　　每个人的手中都紧紧握着一样东西。
　　一个苹果。我的周围都是闪亮的红苹果。  


　　当天晚上，我和克里丝汀住进了里兹饭店一个昂贵的大套间。我们换上饭店赠送的浴袍，打开了一瓶香槟，共度属于两个人的时光，举行我们两个人的庆祝。我们终于单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们为套间的规模之大而傻笑。我们让饭店把晚餐送到套房来，然后我们俩就进入了梦乡。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将脑袋埋在枕头下，想适应一下这陌生的环境。睡在我旁边的基克睁开了眼睛，我们俩渐渐清醒了过来。她久久地望着我，我们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哦，我的上帝，”我说，“我获得了环法赛的冠军。”
　　“不可能，”她说。
　　我们放声大笑。  

悉尼

第九章完。
还有最后两章了。不太精彩。就此打住

阿童木

强烈要求------不能留尾巴！！

拉磨的驴

楼主辛苦了!太棒了![s:1] [s:1] [s:1]

rena

看电子小说，很眼晕～～

zzk

真精彩。。。。。

真让人敬佩。。。

minbike

10　麦片盒　THE CEREAL BOX
　　实际上，如果你要我在征服环法赛和征服癌症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会选择癌症。这听上去有些古怪，我居然更愿意戴着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这是因为癌症影响了我做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和一个父亲。
　　在巴黎冲过终点线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我平静下来正确地看待这一切时，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胜利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疾病无所不在――我们都生过病，没有人百病不侵――而我在环法赛中的胜利是一种象征，证明你不仅可以战胜癌症，而且可以在癌症之后继续辉煌。也许正像我朋友菲尔•耐特所说，我是一外希望。
　　比尔•斯泰普顿终于说服我同意飞到纽约一天。耐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私人飞机，基克与我同行。在纽约，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我在耐克专卖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来了，唐纳德•特朗普也来了。》我参加了电视节目《今日》和大卫•雷特曼的谈话节目。华尔街请我去敲响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当我走进交易所时，所有的股票经纪人爆发出持久的掌声，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离开交易所时，我看到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对比尔说，“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比尔说，“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吧？”
　　后来，我和基克走进了儿童用品商店。店里的人个个顺着货架走过来和我握手，请我签名。我非常惊讶，但基克一点也不慌张。她只是开心地说，“我看我们得买一些一次性尿布和装脏尿布的桶子。”
　　对于我们来说，战胜癌症后还有一件更为平常的事：做父亲。

　　我起初很担心。我与自己的父亲一直关系不好，所以我担心我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我试着练习做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个抱孩子用的背带，将它套在自己身上，在家里走动。我去厨房做饭时也将它系在身上，坐在办公室里回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时也系着，甚至在后院散步时也系着它，心中想象着里面睡着一个小家伙。
　　我和基克去医院看了看那里的设备，一位护士简单介绍了基克临产的经过。
　　“孩子出生后将被放在克里丝汀的胸前，”她说，“然后我们会剪断脐带。”
　　“脐带由我来剪吧，”我说。
　　“可以，”护士笑着说，“然后，会有一位护士给孩子洗澡……”
　　“我来给孩子洗澡。”
　　“可以，”护士说，“然后，我们会抱着孩子去……”
　　“我来抱，”我说，“那是我的孩子。”
　　怀孕后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基克开着各自的汽车在办自己的事，结果发现自己跟在她的车后面往家开。我觉得她车开得太快，于是我拨通了她的车载电话。
　　“开慢点，”我说，“你怀着我的孩子呢。”
　　在临产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基克喜欢告诉别人，“我就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10月初，预产期前两星期，比尔•斯泰普顿和我去了拉斯维加斯。我要在那里发表一个演说，并且出席几个商务会谈。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基克说她浑身出虚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起初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继续忙自己的事。事情忙完后，我和比尔急忙去赶下午回达拉斯的飞机，然后可以在傍晚转机回到奥斯丁。
　　我从达拉斯机场一个单间休息室给基克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还在出虚汗，而且已经开始子宫收缩。
　　“得了吧，”我说，“现在离孩子出生还早着呢。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
　　基克在电话另一头说，“兰斯，我不是在和你说笑话。”
　　这时，她的子宫又收缩了一次。
　　“好吧，好吧，”我说，“我马上就到家了。”
　　我们登上了去奥斯丁的飞机，坐到座位上时，斯泰普顿说，“我给你一个婚后的小建议。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会生孩子，但我们飞到空中后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
　　飞机开始滑行，可我无法耐心地等待飞机起飞，于是我从飞机跑道上用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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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么样了？”我说。
　　“我现在的宫缩每次持续1分钟，间隔5分钟，而且宫缩时间越来越长。”她说。
　　“基克，你觉得孩子今晚会来到世上吗？”
　　“是的，我觉得孩子今晚就会生下来。”
　　“飞机一着陆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挂上了电话，向空姐要了两瓶啤酒。比尔和我碰了一下酒瓶，共同为孩子干杯。从达拉斯飞到奥斯丁只需要40分钟，但我的腿一路上都在颤抖。飞机一着陆，我就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基克通常在接电话时会用非常热情的声音说一声“你好”，但这次她的那声“你好”却非常麻木。
　　“宝贝，你感觉怎么样？”我尽量平静地问。
　　“感觉不好。”
　　“情况怎么样？‘
　　“等一下，”她说。
　　又是一次宫缩。1分钟后，她重新拿起了电话。
　　“你给大夫打电话了吗？”我问。
　　“打了。”
　　“大夫怎么说？”
　　“他说你一到家我们就去医院。”
　　“好的，”我说，“我就回家。”
　　我踩足了油门，在限速35英里的地方以105英里的时事飞驰。汽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我扶着基克上了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车开到圣大卫医院――也就是我接爱癌症手术的那家医院。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孩子的降生是个奇迹，是你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时刻，那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那个过程不仅恐怖，而且让你提心吊胆。那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夜，因为我为基克担心，为孩子担心，为我们全家担心。
　　我们后来得知，基克已经开始分娩3个小时了。产房的医护人员看了她一眼就告诉我她虚脱得非常厉害。我告诉基克，“你真是匹种马。”更糟的是，孩子“面朝上”，也就是说他的脸朝着尾椎骨，因此她后背疼得厉害。
　　由于孩子粗大的一头先出来，基克的分娩因而非常艰难。她用劲，她流血。大夫最后说，“我们得用真空吸出器。”他们拿来一个看上去几乎与浴室通管器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将它接到了我妻子身上。他们采用了真空吸出术，孩子立刻冒了出来。是个男孩。路克•大卫•阿姆斯特朗正式来到了人世。
　　医护人员将他拉出来时，他非常小，皮肤发青，身上到处都是羊水。医生将他放到基克的胸口，我们搂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哭，只是发出几声微弱的像猫一样的叫声。产房的医护人员似乎很为他没有发出更多的响声而焦急。哭呀，我心中想。又过了一会儿，但路克仍然没有哭。快点哭呀。我可以感觉到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他需要一点帮助，”有人说。
　　他们把他抱走了。
　　一位护士从基克手臂中抱过孩子，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非常复杂的设备。
　　突然，有人在奔跑。
　　“出了什么事了？”基克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说。
　　医护人员跑进跑出，好像出现了紧急情况。我一面握着基克的手，一面探出头去，想看看隔壁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不到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儿子在那里面，但我又不想丢下基克，因为她完全吓坏了。她不停地问我，“究竟怎么回事？他们在对他做什么？”最后，我放开她的手，偷偷朝隔壁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给他带上了一个很小的氧气面罩，在给他输氧。
　　求求你了，快点哭呀！求求你了，快哭呀！
　　我惊呆了。在那一刻，只要能听到他的哭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对恐惧的记忆在那产房里全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害怕过；接受治疗时，我害怕过；但与他们将孩子抱走后我的感觉相比，那些恐惧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次生病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是我的儿子。
　　他们取下了氧气罩。他张开嘴，皱起脸，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哇――！”他的哭声完全是一流水平，冠军级别。随着他的哭声，他的脸色开始改变，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把他抱回来，还给我们。我抱着他，亲吻着他。
　　我给他洗了澡，护士告诉我怎样给他打包。然后，我、基克和路克一起来到了一间病房，大得几乎像饭店里的套房。病房里有变通病床和医疗设备，但也有供来看望的人使用的沙发和茶几。我们挤在一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大伙便开始纷纷到来。我母亲来了，基克的父母来了，比尔和劳拉•斯泰普顿来了。我们第一天晚上搞了个匹萨饼宴会。来客们将头伸进房门，看到基克正坐在床上，一边慢慢啜着德州黑啤酒，一边慢慢吃着一块匹萨饼。
　　我和我母亲在医院走廊里一起散了一次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路克让我所经历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完全能明白我母亲当初那种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感觉。
　　我们经过了我当初住过的病房。“你还记得那病房吗？”我问。
　　我们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