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第7章　基克　KIK

　爱情和癌症很难搅合到一起，但在我身上，它们却几乎同时出现。我当时的情况显然不是遇到我未来妻子的理想状态――然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两个人为什么要结为夫妇呢？自然是为了未来。问题是我究竟政治家没有未来。
　　我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也不能说从此就不会再有。我正处在一个称作缓解期的焦虑状态中，心里总是惦记着复发。我会在晚上突然醒过来，想象着胸口疼痛难熬，然后我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听着自己的呼吸声，相信肿瘤又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会直接去找大夫，要求他给我做了一个胸透来打消自己的恐惧。
　　“化疗要么发挥从盘和，要么根本不起作用，”爱因霍恩大夫曾经说过，“如果化疗发挥作用，那么病人便能过上没有癌症的正常生活。如果化疗不起作用，癌症就会复发，病人通常只能再活三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另外一方面，继续我以前的生活却没有这么简单。我在1996年12月13日结束化疗，一个月后认识了克里丝汀•理查德。那是在宣布设立我的癌症基金会以及举办“玫瑰自行车赛”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当时只简单地聊了几句。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是奥斯丁一家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的财务主管，被公司派来协助宣传这一活动。我知道人人都希望我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眼前一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只是觉得她非常精明，人长得漂亮。她后来告诉我，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也同样不足挂齿。我只是个“讨人喜欢的光头小伙子，总是带着笑容”。我们要等到春天才会产生较深的感情，而且要一直等到夏天才会对这份感情作出反应。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都有自己的恋人，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第一次长谈却是一场争吵。
　　争吵是在电话中开始的。她所代表的那家公司是“玫瑰自行车赛”的主要冠名赞助商，而她觉得我没有努力去搞好与那家公司的关系。有天下午，她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发了火。这小妞是什么人物？我想，然后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刚一开口，我就说道，“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你对我的工作人员那么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话里冲着她发起了脾气。基克在电话的另一头眨巴眨巴眼睛，心中想：这家伙神气得像个大人物。
　　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来回争吵着。
　　“我们这样交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她突然说道。
　　“你说对了，会有任何结果，”我毫不示弱地说。
　　“听我说，”她说，“我们需要去喝杯啤酒来好好谈谈这件事。我现在能对你说的只有这些。”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吧，我们一起喝啤酒。”
　　我邀请她在城里的一个酒吧和我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喝酒。我想我们俩都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对方吸引住。由于疾病的缘故，我当时仍然皮肤苍白，浑身疲倦，但她好像根本不在意。她比我想象的要有趣，也比较随和，非常聪明。我请她参加每周一次在我家举行的基金会会议，她同意了。
　　对于当时正处在过渡期中的我来说，创办一个基金会似乎是最完美的安排：我已经结束了化疗，暂时打退了癌症，但我必须想一想接下来该做什么。做一件与我的自行车职业不相干的事正合我意。我认为自己现在首先是癌症生存者，然后才是运动员。大多数运动员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仿佛世界上的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狭隘的目标以及我们的名流感觉将我们与社会隔绝了开来。但是，一名运动员也完全可以为社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重新定义人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让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极限，让人们明白看似无法做到的事其实只是心中的一道障碍。疾病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运动员的表现：我们对人的能力知道得太少。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这信息传达给家。   
    那年冬春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杰夫•加威的人。他是奥斯丁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但起初只是希望他能指导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一位共同的熟人介绍我们认识，杰夫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我穿着短裤和体恤衫，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那顿午餐吃了很久，大家漫无目的地聊着，而且谈起了自行车运动――杰夫是位狂热的业余自行车手，每年夏天都会骑车沿着著名的圣地亚哥公路穿过西班牙。杰夫的双亲均死于癌症，他本人也在寻找一个慈善项目来对付癌症。几星期后，我请杰夫和我一起用午餐，我在饭桌上问杰夫是否愿意负责这个基金会。他同意了，这样，他就成了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基克和我一起忙着基金会的事。我起初只是觉得她是个漂亮姑娘，反应敏捷。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注意她那美丽的金色长发，以及她如何将最随意的衣服穿出品位来。然后，我注意到了她那高露洁牙膏广告般的笑容。每次看到她那笑容，我都会心旷神怡。我也喜欢她与我顶嘴。在这段时间里，基克也开始在业余时间里查阅关于我的报道，借口是为商业目的做研究。但是，我们俩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感觉。
　　我们在3月正式启动了“玫瑰自行车赛”。这项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筹集到了20万美元。“桂竹香”乐队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朋友和同事们从世界各地赶过来参加比赛，其中包括米盖尔•安杜兰、埃迪•墨克斯和埃里克•黑顿。
　　有一个人的捐款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正坐在桌子旁给人签名，前面排了很长一条队伍，一直延伸到街角，所以我正在飞快地签着名字。我一个接一个地签名，很少抬头看看走到我面前的人是谁。
　　一本支票薄飞到我脸上，摊开落以了桌子上。
　　“你想要多少钱？”一个声音说道上。
　　我头也不抬地说，“混蛋。”
　　然后，我大笑起来，摇了摇头。我听出了那声音。那是失去联系多年的吉姆•霍伊特，我在帕拉诺时的老伙计。是他给了我第一辆自行车，也是他拿走了我心爱的卡马罗汽车。他正站在我的面前，陪伴他的是他妻子隆达。自从10年前我们闹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我紧紧盯着吉姆的眼睛。
　　“对不起，”我说。我觉得自己欠他一个道歉。
　　“我接受，”他说。“我该给你捐多少？”
　　“吉姆，你不必这样做。”
　　“不，”他说，“我要出份力。”
　　“哦，好了，别这样，”我说。
　　“5000怎么样？可以吗？”
　　我放声大笑。我当初花在那辆卡马罗汽车上的正是5000。
　　“可以，”我说。
　　他填写了一张支票，我们握手告别。
　　吉姆每年都会来参加玫瑰自行车赛。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老伙计填写支票时总是慷慨大方，而且从来没有向我索取过任何回报。
　　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令人难忘的人走到了我面前：一个像我一样头发掉光的小女孩。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们立刻理解了对方。在我给她签名时，她大声报出了我的战绩：她知道我运动生涯的一切。她叫凯玉•大卫逊，也是位癌症病人。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身影都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找到了她，给她打了电话，我们成了好朋友。

悉尼

　　玫瑰自行车赛结束后，我和基克仍然老是找借口互相见面。我当时就应该知道我和基克之间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关系。我们常常给对方发电子邮件，常常通电话，常常找借口时不时地为基金会之外的事见面。她仍然来参加每周一次在我家举行的聚会。有天晚上，大家都走了之后，她还留在我那里。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客厅里边喝着啤酒边聊着天。我记得我当时在想：我在干什么？我怎么一个人和她在一起？她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最后，她站起身要叫出租车，但我提出开车送她回去。
　　我们在黑暗中驱车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虽然没有说什么话，内心的感觉却很多。我们两个人心中都有那种感觉，但谁都觉得还没有到挑明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是往前开车。

　　到1997年春，我仍然还不能出去喝玛格丽塔鸡尾酒。病情的不明朗仍然时刻让我忧心忡忡。“情况会怎么样？”我问尼克斯大夫。“我会死还是会活下去？究竟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回到自行车赛场上，但我对自己的身体仍然吃不准。我一遍遍地计算着我的经济情况，为每一笔抵押贷款担心，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靠骑车挣到一个子儿。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试着参加一些比赛；我仍然可以要求科菲蒂斯履行第二年的合同。只要我能参加4项赛事，我就能减轻经济上的压力。我告诉比尔，“我们联络一些赛事吧。”
　　出院一个月后，我飞到法国出席了科菲蒂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队官员看到我露面时都大吃一惊，但我想让他们看到我并不是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看到的那个脸色苍白、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我告诉科菲蒂斯车队的人，我想在春天回来，甚至和其他队友一起训练几天。他们似乎很高兴。
　　我开始认真地训练，每天骑4小时车，在我以前特别钟爱的一些道路上骑上100英里，从奥斯丁骑到温布里、滴水泉城、新瑞典等小镇。这些小镇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棉田，远处有一些拖拉机和教堂的尖顶。但我不喜欢我的感觉。我有时会骑上一个小时左右，算是很小的运动量，但我仍然会精疲力竭，仍然要睡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骑车时的速度不算太快，心率约每分钟130下，但我往往第一天感觉良好，第二天感觉软弱无力。
　　我有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说不清楚的虚弱感觉：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被诊断出癌症前的感受，胃部似乎有硬块。接着，我又得了感冒。我睡不着常见，一晚上都害怕得动不了，认定癌症已经复发。在得病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冒过；如果说我什么地方不舒服的话，那一定是癌症。
第二天早晨，我赶紧去找约曼大夫，请他给我检查一下，认定他会告诉我疾病复发了。但那只是一般的感染，我身体的免疫力还比较弱，没有能战胜它。我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化疗的影响，我属于大夫们所说的“嗜中性的”：我的白细胞计数仍然很低，这意味着我很容易感染细菌。
　　我的胸片也没有完全显示癌症已彻底消失。我的腹部仍然有一个斑点。大夫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只好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我紧张得焦躁不安。
　　情况就是这样。尼克斯大夫建议我先休息一年，我同意了；我在1997年不会全力以赴地骑车。我仍然在康复过程中，尼克斯解释说，我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从化疗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化疗的副作用比我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尼克斯说，我和身体不适并不意味着我缺乏毅力，它只表明疾病对我损害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朋友和同事也和我一样感到不安。“听我说，”奥楚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一定要让大夫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是训练，那也要让他们知道你的训练量是多少。你要把详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决定你应该练到什么份上。”
　　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永远没有资格再参加最高水平的比赛，而我的身体也许再也适应不了全天训练所需的精力了。
　　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
　　“克里斯，我很害怕，”我说，“我害怕训练。我害怕如果我训练得太过头，癌症可能会复发。”
　　说来也怪，得病期间要比恢复期间容易多了――至少在化疗期间我有事可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着等它回来。
　　在有些日子里，我会称自己为赛车手，而在另外一些日子里，我却不能。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当地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第五洞第五杆，比尔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6号铁头球棒击，有机会提前两杆入洞。“希望我将来也能打出这样漂亮的球，”我羡慕地说。
　　比尔说，“你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打出这么漂亮的球来。”
　　“比尔，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说，“我已经退休了。”
　　我和比尔常常这样争论，而我总是摇摆不定――今天我会计划举行隆重的复出仪式，明天我又会告诉他我的运动生涯已经结束。
　　站在第一发球区时，我说，“我们现在是朋友，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经纪人了。我永远不会重返赛场。”几分钟的后，我站在下一个发球区时，我又会挥舞着球杆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比赛？我们该怎么办？你的计划是什么？”而到了下一个发球区，我又会改变我的主意。
　　“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还能赚钱而继续和我泡在一起，”我说，“因为我再也不骑车了。”
　　比尔知道我喜欢信口开河，所以常常拿这和我开玩笑，或者干脆不理我。他会说，“好吧，好吧，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吧。”
　　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更加重了我心中的矛盾：比尔的助手、我们的好朋友斯泰茜•庞兹被确诊出肺癌。斯泰茜在我生病期间曾经给过我巨大的帮助，也是创办基金会的主要功臣。她是位55岁的德州美女，时刻烟卷不离口，说话时声音沙哑，举止优雅。斯泰茜是那种会说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蠢贷、要你永远不要再打电话来、让你知趣的人，但你在挂上电话后会想，“那是最可爱的女士。”
　　斯泰茜不像我那么走运，因为肺癌是不治之症。我们都非常悲痛，但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鼓励她，尽量尽量使她舒服一点。我母亲碰巧看到两根带十字架的漂亮银链，便买了下来给我。我自己戴了一根，把另一根送给了斯泰茜。她像我一样什么神啊上帝啊都不相信，但我说，“斯泰茜，我想把这个十字架送给你，我也戴着一根。这将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你可以在接受治疗时戴着它，或者什么时候想戴就戴着它。我会永远戴着我的那一根。”我们戴着十字架，不是将它视作一种宗教象征，而是将它视作一种全人类的象征――象征着我们因癌症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
　　斯泰茜的病情迅速恶化。有一天，她突然说，“如果化疗对我没有任何用途，我就不接受化疗了。”约曼大夫想尽量给她进行治疗，但化疗根本不起作用。化疗不仅无法拯救她的生命，而且让她倍感难受。最后，她终于拒绝接受化疗，约曼大夫说她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
　　斯泰茜有个儿子叫保罗，是个海军，当时正出海在外。我们想让他回来见他母亲最后一面，但似乎谁也没有任何办法让他离开军舰。我们分别给众议员、参议员以及所有能想到的人打过电话，但没有任何作用。最后，我决定走走关系。我认识一位四星上将查尔斯•博伊德，他原来一直驻扎在德国，最近刚刚退伍，住在华盛顿。我拨通他的电话后说，“博伊顿将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给他讲了斯泰茜的情况，然后说，“这位女士快不行了，她儿子在某艘军舰上服役。”博伊德将军打断我的话说，“兰斯，你不用再说了。两年前我妻子就死于癌症。我来想想办法吧。”第二天，保罗就踏上了回家之路。这就是“癌症群体”这个称呼的含义。
　　但是，在保罗赶到家之前，斯泰茜在一家私人疗养院住了几天。比尔产、我和我母亲等一帮人去那里看望她，结果发现那里条件非常差，人满为患，护士根本忙不过来。斯泰茜说，“痛死我了。我晚上按铃，可他们就是不给我拿止痛药来。”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说，“斯泰茜，我们这么办吧。我们帮你把东西收拾好，然后离开这里。你就住在家里，我给你请一个专职护士。”

阿童木

怎么就OVER了？:))

悉尼

没大有人看，都不好这口，就懒得发了

阿童木

继续发，人人看得不一定是精华！就象会飞得不全都是鸟一样，也有鸟人啊！我来UP
UP!
UP!
UP!

鲁西西

我来了！

悉尼

疗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不能让也出院。”
　　我说，“她现在就出院。”
　　我对比尔说，“把车倒过来，把车门打开。”然后我们扬长而去。斯泰茜最后几个星期是在家中度过的。她儿子赶了回来，我们找了个家庭护士来帮他照料她。她竭尽全力与癌症抗争，比大夫们预言的多挺了几个星期。她是在1月份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而我当时刚刚结束化疗。她在2月离开工作，到了3月份就已经病入膏肓。然后，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个个感到心碎。
　　我情绪低落，一方面仍然为我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幸运地仍然活着而有一种负疚感。斯泰茜去世后很久，重返赛场也没有能变成我的一项重要追求，而且我认为那在当时也不太现实。斯蒂夫•刘易斯从帕拉诺过来看我，注意到了我身上的明显变化。我是那么瘦，那么白，颧骨鼓在外面，一副意气消沉的样子。我给斯蒂夫看了我肺部了X光片，对他说，“我真的认为我死定了。”
　　我仍然在努力摆脱我可能会失去生命这个念头，所以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根本无法决定是否该复出，也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与科菲蒂斯车队的关系。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自己有可能做什么，所以不由自主地深得自行车运动也变得无关紧要。
　　斯蒂夫望着我麝香环法赛一个赛段时拍的照片，说，“你什么时候能再这样赢一次？”
　　“我能肯定我再也做不到了，”我说，“那对你的身体要求太高。”
　　“你在开玩笑，”斯蒂夫大吃一惊。
　　“我永远不会再参加那项赛事了，”我说。
　　斯蒂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没有听说过我会放弃任何东西。“我想我已经失去它了，”我说，“我现在骑在车上感觉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害怕失去我的家，而且正试图节省一些开支。我已经慢慢开始减少了一些支出，试着为未来设计另一条没有自行车的道路。斯蒂夫知道我喜欢吹嘘，但我现在说话完全是一副可怜像。我已经没有了他所熟悉的那份不服输的气势。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样捉摸不定。我和丽莎需要为我们将来共同的生活做一些决定。我曾经非常严肃地考虑过结婚。在我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她始终陪伴着我，伴我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这其中的含义是很深的。她送给我一只小猫，我们给它起名叫“化疗”。
　　“我觉得她很合适，”我告诉斯蒂夫，“她陪我度过了这艰难的时刻，所以她会永远陪伴我。”
　　但是，当斯蒂夫两个月后再来看我时，丽莎和我已经分手了。这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感情是多么混乱。癌症给恋爱关系只可能带来两种结果：要么使你们更加亲密，要么将你们拆散。在我们的情况中，癌症将我们拆散了。随着我慢慢康复，我们发现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与癌症抗争以及熬过所有那些艰难的时刻占去了我们太多的精力，结果我们俩到最后都麻木了。3月的一天，丽莎说，“我们都找其他人散散心吧。”
　　“好吧，”我说。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便开始很少见到对方。丽莎当然明白我还在病中，但她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激情。我们偶尔也会见上一面――任何关系都不会像一刀两断那么简单。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
　　我当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于是有天下午我和比尔一起去骑车（在平常我是绝对不会和比尔这样的新手一起骑车的）。我们慢慢地在我家附近骑着，我说，“我打算上大学，将来当个肿瘤大夫。或者去念个管理学位。”
　　比尔只是摇了摇头。他拥有一个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还有德州大学的一个法律学位。“听我说，我在大学里读了11年书，”比尔说，“吃尽千辛万苦才熬到毕业，结果还得辛苦一辈子。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既然你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干吗想每天早晨4点半就去某个交易所上班呢？”
　　“你不明白，比尔，”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告诉你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赛车手了。”

悉尼

基克有一阵子不再给我回电话；我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联系上她。她对我不太放心，因为她听人说我喜欢与女孩调情，而她不想成为我的一个牺牲品。我不习惯一下子就与某个人彻底中断联系，所以当时我几乎要疯了。我在她的录音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地留言，“你究竟给不给我回电话？”
　　最后，基克心软了。我当时不知道，她的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她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与她的恋人分了手，而且还换了个工作。终于，我有天下午给她打电话时，她接了电话。
　　我说，“出什么事了？”
　　“出了很多事。我刚开始这份新工作，而且我很忙。”
　　“哦，”我说，然后我深呼吸一下，“我还以为你会告诉我你是单身一人呢。”
　　“真有意思，你现在居然会提到这一点。我现在确实是单身一人，两天前刚刚分手。”
　　“直的吗？”我说，尽量显得不以为然。“你现在是单身一人？”
　　“是啊。”
　　“那么你今晚干什么？”我问。
　　“和你在一起呀，”她说。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
　　我立刻就知道自己遇到了知己。基克能管好她自己；她很坚强、很独立、很讲道理、没有娇生惯养的脾气。虽然她从小到大都生活在金钱窝里――她父亲是《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强中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习惯于自己养活自己，从不指望父母会给她留下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心中暗想。
　　与她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尽管我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尽管我没有眉毛，她却仍然喜欢我，而且根本不在乎我的头发、我的伤疤和我的身体状况。基克成了我的发型师。她会把我的头抱在她怀里，用一把理发推子轻轻地修剪我的头发，直到我看上去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宇航员。
　　以前与人谈情说爱时，别人总是听我的，但和基克在一起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她听我的，有时候我听她的，更多的时候都是她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仍然如此，不管是朝北、向南、往西还是任何方向。那年夏天，基克计划去欧洲。她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她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当时正作为交换学生住在西班牙，而且邀请她去作客。“你为什么要去西班牙？”我说，“西班牙到处是灰。”
　　“闭嘴，”基克说，“别坏了我的兴致。我已经为这趟旅行存了好几年钱。”
　　她要离开一个月，我觉得自己根本接受不了。惟一的办法只有跟她一起去。反正我要在环法赛上露个面，作为对我的赞助商的敬意，同时也表明我仍然可能重返赛场。于是，我把时间安排在和基克的欧洲之行同时进行。我也很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看环法赛，希望这能重新唤醒我复出的欲望。我说和她一起去，她同意了。
　　那是一种复苏。我感觉就像我从来没有到过欧洲一样，而事实是我可能确实没有。我只是骑在车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见识欧洲，但我没有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观察它，更没有在恋爱过程中去看它。我们去了所有的地方。我趁机卖弄了一下我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在20多岁时并没有心情享受生活。我忙着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从15岁起就一直忙着为生计而奋斗，无暇做大我数20多岁的人所做的事，无暇像基克和她大学同学那样寻找乐趣。我几乎是完全跳过了我生命中的那一段时光，但是我现在终于有机会重新体验它了。我仍然无法断定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时光，不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年还是永远。活一天快乐一天吧，我对自己说，抓住每一天。不管还剩下多少时光，都要心情地用好每一天。基克和我发现对方都持这种相同的观点。
　　我从来没有热情地拥抱过生活。我的生活中有成就，有我奋斗的过程，但我从来没有特别从中得到享受。“你有天分。”基克说。“你可以教我怎样真正热爱生活，因为你有九死一生的体会，你看到过生活的另一面。你可以教给我。”
　　然而，教会我生活的是她。她什么都想看，而我只好带她去；但是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学会了睁开眼睛。在意大利，我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吃着撒了碎帕尔玛干酪的火腿。基克逗我说，“在认识你之前，我只知道帕尔玛干酪都是装在绿色罐头里的。”




　　我们去了圣塞巴斯蒂安，我的第一场职业比赛就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时大雨如注，当我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时，人们都在嘲笑我。这次重返圣塞巴斯蒂安后，我久久地盯着那些装饰着花砖的屋顶和沿着比斯开湾铺展出去的城市，发现与我所说的到处是灰截然不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西班牙更美丽的古老的一面。

　　在潘普洛纳，我们看到了狂奔的公牛。基克说，“我们今晚别睡觉吧。”

　　我说，“干什么？”

　　“玩啊。难道你就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日出时才回家的经历吗？”

　　“没有，”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你从来没有一夜不睡觉吗？”她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究竟怎么啦？”

　　我们那一晚整夜没有睡觉。我们去了潘普洛纳的每一家夜总会和舞厅，然后在太阳升起时走回旅馆，看着太阳渐渐爬上天空，照亮灰色的石条街道，最后变成一片金黄。基克似乎觉得我比较敏感，也比较浪漫――虽然我的朋友们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克里斯•卡米卡尔总是说我“像个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山顶，可藏在水下的东西太多。”基克对此坚信不已。

我在摩纳哥告诉她我爱她。

　　我们正在换衣服去旅馆的餐厅用餐，突然两个人都沉静了下来。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只是暗流。可现在，当我在房间的另一头望着她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感觉，那是缠绵、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我只能清楚地看到基克，除些之外，我仿佛处在一种迷乱之中。我不知道会继续活下去还是会离开人世，如果我能继续活下去，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我的余生。我不知道如果重返赛场会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不知道自己是想继续骑车还是永远告别赛场还是上大学还是当一个股票经纪人。但是我爱基克。

　　“我觉得我爱上了你，”我在房间另一头说。

　　基克在镜子前停住手，说，“你觉得你爱我还是你知道你爱我？因为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真的需要知道。”

　　“我知道我爱你。”

　　“我也知道，”她说。

　　如果你希望遇到某个人并且爱上她，那就应该像我们这样，充满幸福，完美无比。我们的关系无需挑明，而是一种互相凝视、感情互相碰撞的复杂过程。有趣的是，我们从来不谈我的癌症――我们惟一提起我的疾病是我们有一次聊到了孩子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想要孩子，并且把去圣安东尼奥的事告诉了她。

　　但是，有自己的孩子也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害怕。基克总是说，“我永远不会为某个男人牺牲自己，也不会仅仅为了一个男人就去改变自己。”她很像我，总是能把握男女之间的关系，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总是那么独立，总是不被人伤害，总是不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防备。有天晚上，她向我坦白道，“如果你想毁了我，你完全可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所以你做事一定要小心。”

　　我们去观看环法自行车赛。我想给她描述比赛的情形，告诉她车手们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及沿途一千万自行车迷排列在公路两旁的情形，可当她亲眼看到主车群，看到在高耸入云的比利牛斯山的映衬下，五颜六色的车手疾驶而过时，她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我在环法赛上还有公事，还要见赞助商，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时，我已经深受基克的感染，为自己获得第二次生命而欢呼，因而对自己是否复出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种实力了，”我对记者们说，“也许我现在骑车只是为了锻炼。”我告诉记者们，即使我复出，“我也只是重在参与，不是为了争夺名次。”我说，“在环法赛上夺冠很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了。”

　　“听我说，”我说，“自行车运动以前对我来说确实是项工作，也给我带来过回报。我曾经为它在欧洲各地生活了五六年，整天都在旅行。我现在终于有时间陪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间做那些我整个童年时期完全没有做过的事了。”

悉尼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我有一份伤残保险，能支付5年。但是如果我重返赛场，那份保险将自动作废。重返赛场将使我在经济上面临灭顶之灾。
克里斯在奥斯丁住了几天，认识了基克，不停地缠着我，要我复出。我对他说，我还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安排后半生的生活，但他根本不相信。他有一次转向对基克说，“你认为他应该复出吗？”
　　“我真的不所谓，”她说，“我爱的是他这个人。”
　　克里斯看着我说，“好吧，你可以和她结婚。”

　　最后，我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将努力重返赛场。我重新骑到车上，而这一次我的感觉良好。我告诉比尔和基克，“我想我能够做得到。”我请克里斯给我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我开始进行艰苦的训练。但奇怪的是，我和身体却不愿意恢复我原来的体形。我以前的体重为175磅，现在却只有158磅。我有脸比以前消瘦，你可以看到我腿上的每一根青筋。
　　比尔给科菲蒂斯车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训练。“我想和你们谈谈他的比赛安排。他已经准备复出了。”科菲蒂斯车队的人建议比尔去法国和他们面谈。
　　比尔连夜飞到了巴黎，然后驱车4个小时去科菲蒂斯位于乡间的总部。他到达那时时正好赶上一顿丰盛的大餐，当时在座的有阿兰•邦杜和科菲蒂斯的总经理弗朗索瓦•米格兰。
　　米格兰首先讲了5分钟话，欢迎比尔来到法国，然后说，“我们要感谢你来到这里，但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正行使我们终止合同的权利。我们需要向其他方向发展。”
　　比尔盯着邦杜，问他，“他的话当真？”
　　邦杜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只说了一个字，“是。”
　　“让我专程飞到这里来听你们告诉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比尔问。
　　“我们认为应该当面告诉你，”邦杜说。
　　“你们只需支付他很少的费用就能让他参加比赛。”比尔说。“只要让他参加比赛就行。他真心实意地想复出，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现在不是我们认为他会参加比赛，而是我们知道他愿意参加比赛。”
　　科菲蒂斯对我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竞技水平缺乏信心，而且如果我参加比赛后癌症复发的话，那会大大影响科菲蒂斯的公共形象。
　　一切都已经结束。比尔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听我说，他一直是你们车队的人，你们给他支付了费用。至少你们可以给我们出个价吧？”最后，科菲蒂斯的人说他们再考虑考虑。
　　比尔不等吃完就离开了饭桌，回到车上，驱车回巴黎。他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我，一路上就这么忍着。最后，他看到埃菲尔铁塔帝有家小咖啡馆，便停下车，掏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
　　“什么？”我说。
　　“他们终止了你的合同。”
　　我愣了一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让你专程飞到那里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仍然希望科菲蒂斯的老总们会改变主意。最后，科菲蒂斯打来了电话，提出给我18万美元的底薪，外加一项丰厚的奖金――如果我能记得国际自行车联盟根据车手在不同赛事中的表现所给的积分。他们开出的底薪只相当于自行车界最低的报酬，可我们得到的只有这些。
　　比尔还有一套备用方案。9月的第一周，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海姆有一个大型的年度国际自行车展，所有顶尖的车队都会派代表出席。比尔认为如果我以健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宣布我准备复出，我一定能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兰斯，我们需要出现在媒体面前，告诉大家你真心希望能重返赛场，而且告诉大家你可以为任何车队效力。”比尔说。
　　1997年9月4日，我和比尔去了国际自行车展，宣布我准备在1998赛季复出。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着满屋子被吸引来的报社记者和赛车专家宣布了我的计划。我介绍了科菲蒂斯车队的情况，明确表示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我财政开支癌症的缘故已经离开了赛场整整一年，而科菲蒂斯却在我感觉健康、准备重新参加比赛时不信任我，我说。这样一来，整个自行车界都知道我可以自由转会了。我坐下来，等待着有人出价。

没有人。
　　谁都不想要我。法国一位顶尖级的自行车经理与比尔简单交谈了几句，便一听到比尔开出的50万美元的要价，便立刻打消了念头。他说，“那可是冠军的报酬。你的要价也太高了。”另一去车队――意大利的萨科队――说他们愿意开个价，并且与比尔约好第二天面谈，结果他们谁也没有露面。比尔只好到处去找那家伙，最后在另一个会谈现场找到了他。　　比尔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那位经理说，“我们做不下来。”
　　没有一去欧洲车队愿意和我签约。比尔每打20个电话，真正回话的可能只有3个。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没有一个人真心实意地给我报价。我越来越生气，最后将气发在了比尔•斯泰普顿身上，结果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整整一年半了，他带给我的尽是坏消息。是他告诉我我没有医疗保险，是他告诉我科菲蒂斯终止了我的合同。现在他又得告诉我没有人想要我。
　　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把科菲蒂斯的事告诉了她，并且说其他车队都不愿意出价，一个也没有。我可以听到她在电话的另一头来了精神，她的声音里又有了原先的那种火药味。
　　“知道吗？”她说，“他们也只有这一招了。天哪，你要向他们证明自己，证明他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
　　我四处碰壁，遇到的人不是已经完全对我失去了信心，便是认为我已经今非昔比。一天晚上，我和基克与她上班的那家高科技公司的几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我们在酒会上走散了，基克在屋子的另一头与公司的两位经理聊天，其中一位突然问她，“那就是你的新男朋友？”然后拿我的睾丸开起了下流的玩笑。
　　“你肯定他能让你满足吗？”他说，“他只能算是半个男人。”
　　基克惊呆了。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让人说笑的事。”她转身走到屋子另一头找到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我。我气疯了。那家伙对她说那种话一定是蠢透了，不然就是在鸡尾酒会上喝多了，但我绝不放过他。我找借口说再去拿一杯酒，然后向吧台走去，经过那家伙的身旁时，我用肩膀狠狠撞了他一下。
　　克里丝汀对我的行为大为反感，结果我们俩争论了起来。我当时气得根本无法和她谈下去。我把她送到家后，回到有坐了下来，给那家伙写了封措辞辛辣的信，给他解释了睾丸癌的病因以及一些数据。我一连写了十多个开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对人说这种话，更想不到你会对我女朋友说那番话。”我写道。“如果你认为可以把这种疾病当作笑料，那你真是病得不轻。这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而不仅仅是我有一个睾丸，还是有两个或者五十个。”但是，我写完了之后仍然心烦意乱，于是我便在深更半夜去了基克家，与她谈了很久。她这时担心那家伙会炒了她的鱿鱼，结果我们又就原则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辩论了一会儿。

　　比尔继续寻找一去愿意接纳我的车队。他感觉自己就像在为某位谁也不想要的二流游泳选手奔波，人们对他唯恐躲之不及。比尔毫不气馁，而且竭力不让那些非常残酷的风言风语伤害我。“得了吧，”其中一人说，“主车群中永远不会再有那家伙的身影。说他还能以那样的速度骑车可真是天大的玩笑。”

　　最后，比尔找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不错的机会――美国邮政车队。这是一支美国人出资、美国人赞助的新车队，其主要投资者是旧金山的一位金融家汤姆•威瑟尔。汤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的老东家――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老板。惟一的难题是报酬。邮政车队给的底薪也很低。比尔飞到旧金山，与车队总经理马科•高斯基你来我往拉锯般地紧张谈判了好几天。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虽然我手头仍然有科菲蒂斯的合同，但我对他们已经深恶痛绝，几乎宁愿不参加比赛也不愿意代表他们去比赛。我的伤残保险在5年内每个月都能给我带来2万美元，加在一起将高达150万，而且不用交税。伦敦的劳伊德保险公司已经通知比尔，如果我重新参加比赛，我将自动失去这份保险。我认为，如果我准备冒险重赛场，那我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否则，毁掉我的伤残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

悉尼

　在比尔离开旧金山之前，我们决定去汤姆•威瑟尔的办公室坐坐，一方面是和他告别，另一方面是和他当面谈谈是否有可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汤姆的办公室位于泛美大厦一个装潢异常漂亮的套间里，从那里能够看到异常美丽的景色。比尔惶恐不安地去了那里。
　　比尔坐到汤姆和马科•高斯基的对面。汤姆突然开口问道，“比尔，他想要多少报酬？”
　　“他想要21万5千美元的底薪，”比尔说，“外加奖金条款。”
　　国际自行车联盟会根据车手们在一些重大赛事中的表现而给他们一定的积分，如果我得到足够的好成绩，我就可以靠这些积分来挣到他们不愿意在薪水中支付的奖励。比尔告诉他，我的条件是150分以内每一分500美元，超过了150分的部分，每一分1000美元。
　　“你愿不愿意考虑给国际自行车联盟的积分封个顶？”汤姆问。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我的赞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担心我的表现可能会太好，他们得支付一大笔钱。
　　“绝对不行。”比尔说。
　　汤姆以那种谈判高手的冷峻的目光紧紧盯着比尔。我们已经一连几个星期在谈判桌上没有任何结果了，而汤姆•威瑟尔也像所有其他谈判对手一样难对付，一样寸步不让。但是他也了解我，相信我。汤姆张开了嘴巴，比尔浑身紧张。
　　“我看可以，”汤姆，“就算是说定了。”
　　比尔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合同，我又是一名车手了。我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介绍我为队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像一堆垃圾。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感觉。”我将于11月和12月在美国训练，然后在1月份出国参加18个月来我的第一项赛事。这意味着我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带着行李箱在欧洲各地参加比赛的生活中。
　　但是，现在多了一个考虑的东西：基克。我去帕拉诺看望我母亲。星期六早晨，我边喝着咖啡边说，“我们今天去看看钻石吧。”我母亲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我们一整天都花在了达拉斯各家最高档的珠宝店里。
　　我回到了奥斯丁，在家里只为我和基克准备了一顿晚餐。我们坐在屋后的防波堤上，看着奥斯丁湖面上的落日。最后，我说，“我得回欧洲去，可我不想一个人那里。我要你和我一起去。”
　　太阳消失在了湖岸后面，黄昏降临到我们身上。除了从我家透出的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我站起身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东西，”我说，“我要让你看看。”
　　我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抓住那个天鹅绒小盒。
　　“走到亮处来，”我说。
　　我打开小盒，里面的钻石闪闪发光。
　　“嫁给我吧，”我说。
　　基克接受了。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我的预后。她每个月都陪我去接受体检，并且和我一起坐在那些X光片前，但我们从来不觉得要讨论未来。我们订婚后，她母亲的一位朋友说，“你怎么能让你女儿嫁给一位癌症病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基克只是说，“知道吗，我宁可要奇妙的1年，也不要平庸的70年。这就是我的感受。生活充满了未知。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我和基克收拾好所有行装，然后一路开车去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我要在那里进入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营。我们在海边租了座小房子，我们对它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决定干脆就在那里举行婚礼。我们计划在5月份举行婚礼。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在1月份去欧洲，并且在海外度过1998年的冬春自行车赛季。
　　我重新回到了体育馆，先是进行一些基本的恢复性何勇训练，像压腿、下蹲等，然后我逐渐处长骑车训练的时间。我在圣巴巴拉训练营的表现让所有的人颇感意外。有天下午，我和弗兰基•安德鲁一起骑过几个小山坡，他说，“伙计，你简直要把大家累死，而你居然还得了癌症。”
　　我现在已经正式成了一名癌症幸存者。10月2日，我庆祝自己被诊断出癌症一周年，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度过了观察期。按照大夫们的说法，癌症复发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小。一天，我收到格雷格•尼克斯发来的一个短信，“你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可你是如何从癌症手中死里逃生的？关于这一点，谁也无法给你任何明确的解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的化疗疗程一结束，医生们就会说，“你已经治好了。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祝你一切顺利！”但是，在你与病魔抗争后试图重返这个世界时，并没有任何现有的体系来帮助你解决感情上的问题。
　　你不能某天早晨醒来后对自己说，“好吧，我已经战胜了癌症，现在立刻恢复我以前的正常生活了。”斯泰茜•庞兹已经向我证明了那一点。虽然我的身体康复了，我的心灵却还在恢复过程中。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作“生存期”。
　　我的生活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该怎么办？反复出现的那些恶梦是怎么回事？

第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