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鲁西西

请继续。。

阿童木

I live strong!!

悉尼

8　生存期　SURVIVORSHIP
我在病中时曾告诫过自己，永远不再骂人，不再喝啤酒，不再发脾气。我要做一个你希望见到的最了不起、最洁身自好的人。但是生活仍然在继续。事情总是发生变化，人们的愿望也总是落空。结果，你又喝了一杯啤酒，你又说了一句脏话。
你该如何重返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癌症过后我所面临的问题。“要把每一天当作你一生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句老话对我根本不管用。真实的情况是，那句老话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如果我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可能会做一个非常和善、无足轻重的小人，时刻只想着眼前的日子。相信我，我试着那样生活过。
人们总把我的复出看作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但复出在一开始却是场灾难。如果你在极端恐惧中生活了整整一年，而且天天担心会离开人世，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永远在休假中度过余生。但是你实际上无法做到，因为你得回到你的家庭中，回到你的同龄人中，回到你的工作中。但是，我身上有一部分不希望我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1月份随美国邮政车队来到了欧洲。基克辞了职，把自己的小狗送给了别人，房子租了出去，收拾好了她的全部家当。我们在尼斯和摩纳哥之间的费拉角租了个公寓，然后我和车队出发去参加比赛，留下她一个人在家。自行车赛不是妻子和女朋友该去的地方。它是一种职业，与去办公室上班没有区别，而你是不会把妻子带进会议室的。
　　克里丝汀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国他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而且她不会说法语。但是她像往常一样立刻做出了反应：进了一所法语强化培训学校，给公寓添置了家具，把眼前的生活视作一次历险，丝毫不感到害怕。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真为她感到骄傲。
　　我自己却不像她那么积极面对生活。我在赛场上的表现不尽人意，因为我得重新开始适应在欧洲各地比赛的艰苦性。我已经忘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上次来欧洲还是和基克一起来度假的时候，我们当时以旅游者的身份住在顶尖级旅馆中，但现在的生活又变成了吃难以下咽的饭菜、睡路边昏暗的膳宿公寓中那些破床、时刻在旅行途中。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我生存期了解得更多一点，我也许会知道重返赛场的努力肯定会夹杂着心理问题。如果某一天我的表现差强人意，我总是说，“我受的罪太多。我刚刚做过3个手术，接受过3个月的化疗，过了一年地狱般的生活，这就是我表现不太好的原因。我和身体再也不是从前的状态。”而我本该说的话是，“嗨，今天只是骑得不好而已。”
　　我骑在车上时，内心深处仍然对自己充满了怀疑，仍然有隐隐约约的反感。我现在的收入与以前相比少得可怜，而且我还没有新的赞助。我自嘲地将这称作“80%的癌症税”。我原来以为自己只要一骑到车上、宣布重返赛场，美国各大公司就会纷至沓来，而当它们没有出现时，我就责怪比尔。我都快要把他逼疯了，总是不停地问他为什么没有给我签下任何合同。终于有一天，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在欧洲，他在德克萨斯。我又开始抱怨他在拉赞助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你听我说，”比尔说，“我给你另找一个新的经纪人。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知道你认为我需要你给我的这份工作，右我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我不干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再拿比尔出气，但我仍然对没有人愿意赞助我耿耿于怀。欧洲车队不想要我，美国公司也不想要我。
　　我18个月以来参加的第一项职业赛事是历时5天的横穿西班牙的“露塔•德•索尔”赛。我获得了第十四名，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可我仍然感到沮丧，感到不舒服。我以前总是骑在最前面，现在却只获得了一个第十四。而且，我非常不喜欢我在第一项赛事中引起的关注。我时刻担心自己的表现，因而时刻感到有压力，而媒体则让我分心。我真希望自己只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赛场上，一言不发地骑车，默默地与心中的怀疑作斗争。我只想骑在主车群中，重新找回腿部的感觉。

悉尼

　　两星期后，我参加了巴黎－尼斯自行车赛。这是除了环法赛以外最艰苦的分段赛之一，要在冬天恶劣的天气中连续骑上几天。正式比赛开始前还有一个“预赛”――一个计时赛。这可以算是一种排名，预赛的结果将决定谁骑在主车群的前面。我列第十九名，这对一个刚刚从癌症中康复的人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但我却不那么看，因为我以前总是名列前茅。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外面下着雨，而且寒风刺骨，气温只有零度。我一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不想在那种天气里骑车。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早饭，然后与其他队员一起讨论当天的战术。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的头号国手乔治•西恩卡皮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一起等他，帮他赶上去。
　　在出发区，我坐在一辆汽车里，尽量保持体温，心中在想着自己是多么不愿意在那里。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那么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在。我一走进车外的寒风中，心情就变得更加糟糕。我沉着脸戴上护腿，竭力不让雨水淋到我露在外面的皮肤上。
　　比赛一开始是一段平坦的长赛段。雨水从侧面打来，而从侧面刮来的风让人觉得气温远低于零上2度。没有什么比在雨中骑一段漫长而平坦的道路更让人士气低落。起码在爬坡时，你的体温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你得发力，但在平坦的道路上，你只会冷到骨头里。什么样的鞋罩都不管用。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够。在过去，我之所以能获胜就是因为我比其他选手更能忍受艰苦的条件。可是这一天不行。
　　西恩卡皮的轮胎瘪了。
　　我们都停了下来。主车群丢下我们向前冲去。等我们重新上路时，我们已经比领先的选手慢了20分钟，而在那种大风中，我们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把落下的时间补回来。我在雨中向前骑着。
　　从侧面吹来寒风穿透了我的衣服，我很难在沿着公路前进时稳住车。突然，我把手举到车把上面，挺直腰，将车拐到路旁。
　　我停了下来。我要退出比赛。我要放弃这项赛事。我取下我的号码布。我想，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一生，我快要冻僵了，浑身湿透，名誉扫地。
　　弗兰基•安德鲁就骑在我的后面，他记得我挺直身子将车拐到路旁时脸上的神情。他能够看出，我可能有一阵子――甚至是永远――不会再骑车了。弗兰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完了”。
　　等车队其他队员在这一赛段结束后回到旅馆时，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我不干了，”我告诉弗兰基，“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我要回家。”我不在乎我的队友们是否能理解。我说了声再见，把行李包甩到肩上，扬长而去。
　　放弃比赛与我身体上的感觉没有任何关系。我仍然很强壮，我只是不想留在赛场上。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是否只想这样在寒冷中忍着疼痛去骑车。
　　我把电话打到基克的手机上时，她正在放学后采购食品。“我今晚回来，”我说。她听不清，因为信号不太好。我听到她在说，“你说什么？出什么事了？”
　　“我回头再告诉你，”我说。
　　“你受伤了吗？”她以为我摔倒了。
　　“没有，我没有受伤，”我说，“今天晚上见。”
　　几小时后，基克在机场接我。我们起初话都不多，坐到车上开车回家时，我终于开口道，“听我说，我只是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但我不想将所有这些时间都花在自行车上。”我说。“我恨它。我恨这里的比赛条件。我恨离开你。我恨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呆在欧洲。我已经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证明了我自己。我已经证明了我可以重返赛场参加比赛。我现在不再需要向自己证明什么，或者向癌症群体证明什么，所以就这样吧。”
　　我担心她会说，“那我的学校、我的工作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让我搬到这里来？”可她从来没有那么说过。她只是平静地说，“好吧。”
　　在回费拉角的飞机上，我看到哈雷•达维森的广告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我的感受。那广告上说，“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我会……”，下面列出了几样东西，比如，“多看一些日落”。我把那广告递给她说，“重返赛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悉尼

　　“我们先好好睡一觉，过几天再做决定，”她说。
　　第二天，基克继续回语言学校上课，我则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我独自在公、公寓里坐了一整天，甚至不愿意朝我的自行车看一眼。基克的学校有严格规定，上课时候不准接电话。我给她打了3次电话。“我受不了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我说，“我已经和旅行社联系过了。就这么着吧。我们这就走。”
　　基克说，“我在上课。”
　　“我来接你。念那个学校只是浪费时间。”
　　基克走出教室，坐到外面的长凳上哭了起来。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消除语言障碍而努力。她建起了我们的家，弄清楚了如何买东西，而且掌握了如何使用这里的货币。她还学会了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如何在法国付过桥费。现在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我赶到学校接她时，她还在哭。我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你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也不会说这里的语言。你干吗想呆在这里？”
　　“因为我刚刚开始着手解决这些，我想把它做完。如果你认为我们需要回家，那我们走吧。”
　　那天晚上又是疯狂地收拾行李，基克像我们刚刚抵达这里打开行李一样精力充沛地干着。我们在24小时里干的活比大多数人在两个星期里干的活还要多。我们把凯文•利文斯顿叫了过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他，有毛巾、银餐具、灯、罐、锅、碗碟、吸尘器。我告诉凯文，“我们永远不回来了，不会再用得着这些东西。”凯文并没有对我改变主意――他更了解我。他只是默不作声。我可以从凯文的脸上看出，他并不认为我的决定正确，但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他一直在为我的复出担心。“多注意身体，”他说，“多保重。”他在我与癌症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所以他惟一关心的是我的健康。当我把一个纸箱子给他搬到车上时，他非常全身心，我觉得他快要哭了。“拿着吧，”我说，把一个个装着厨房用品的纸箱递给他。“全拿去。”
　　那是一场恶梦，我对当时那一幕惟一的美好记忆是基克――她在我的迷乱之际表现得那么平静。如果她冲着我大发脾气，我一点也不会怪她；她放弃了工作，搬到了法国，牺牲了一切，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又准备回奥斯丁，永远离开赛场。但是她仍然支持我。她对我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而且对我极度耐心。
　　回到美国后，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的下落。卡米卡尔的电话早晨8点钟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家中。打来电话的是一位法国记者。“兰斯•阿姆斯特朗在哪里？”那位记者问。克里斯说，“他在参加巴黎－尼斯自行车赛。”那位记者用蹩脚的英语说，“不，他停了。”克里斯挂上了电话。1分钟后，电话又响了――是另一位法国记者。
　　克里斯打电话给比尔•斯泰普顿，但比尔说他没有我的消息。奥楚也没有。克里斯分别给我的手机和公寓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他在电话上留了言，但我没有给他回话。我很少这样做过。
　　最后，我从机场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马上就坐飞机回来。我再也不想参加比赛了。我不需要那些破旧的旅馆，那种恶劣的天气，那种难以下咽的伙食。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呢？”
　　克里斯说，“兰斯，你做什么都行，但千万别胡来。”他平静地说道，想尽量给我拖时间。“不要接受采访。什么也不要宣布。千万别说你要永远退出赛场。”他提醒我。
　　与克里斯交谈完后，我给比尔打了个电话。“我做到了，伙计，”我说，“我向他们证明我能够东山再起，我做到了。”
　　比尔很冷静。“好吧，”他说。他已经和克里斯交谈过，知道了所有情况。他和克里斯一样，也在故意和我拖时间。
　　比尔建议我先不要急着宣布退役。“兰斯，我们等一个星期左右再说，现在一切都太混乱。”
　　“不，你不明白，我现在就想退役。”
　　“兰斯，”比尔说，“我知道你想退役，没问题，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我们先缓几天再说。”

　　接下来，我拨通了奥楚的电话。我们的交谈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退出了巴黎－尼斯赛。”我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退役，再也不想回到赛场上了。”

　　“今天先别急着做决定。”

　　我和基克不停地倒着时差，终于飞回了奥斯丁。从我们走进家门好一刻起，我们家的电话铃声就没有断过。不断有人在找我，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失踪了。最后，一切渐渐平息了下来。我和基克睡了整整一天时差，然后在市中心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比尔。

　　我说，“我不是来和你谈是否再参加比赛的，那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我不干了，我不在乎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比尔看着基克，而基克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们俩都知道我当时心情不好，最好不要和我理论。这时的基克又是疲倦又是失望，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但当她看着比尔时，有样东西传达给了对方。基克的眼神传达了一个信息：对他耐心点，他在有些不正常。

　　比尔沉默了大约20秒钟后才开口。他说，“我们至少要发布一个声明，而且要正式宣布。我们按正常手续来做吧。”

　　“就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可以吗？”我说。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知道那些赛事，那些什么露塔赛呀，巴黎赛呀，什么的？”比尔说，“美国人谁也没有听说过，这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复出。所以，你当然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你已经退役。我知道你认为自己重返赛场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是说，你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个奇迹。战胜癌症本身就是个奇迹。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

　　“我在露塔•德•索尔赛中获得了第十四名，”我为自己辩护道。

　　“兰斯，”比尔说，“看样子你只会成为一个得过癌症、再也骑不了车的人。情况就是这样。”

　　又是长时间的停顿。坐在我身旁的基克已经是眼泪汪汪。

　　“嗯，”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斯泰普顿巧妙地对付我：他列举了我在正式退役前还要做的数不清的事情。“我明白你想退役，”比尔辩，“可你打算如何退役呢？”他问我是否想搞一个直播新闻发布会，接着又说我们需要先和赞助商们谈一谈。然后他说，“起码你该参加一场告别赛吧。”我不能连一场美国告别赛都不参加就永远离开赛场。

　　“干吗不参加6月份举行的全国冠军赛，把那当成你的告别赛呢？”他说，“你可以在那项赛事中获胜，你知道你能做到。那才叫复出，那才是人们会知道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再骑车了。”

　　比尔耐心地说服我推迟宣布退役。他每提出一个新的难处，就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他说，我至少不能在玫瑰自行车赛之前退役，而那将是5月份的事。

　　最后，比尔渐渐说服了我。我告诉他，我会等一等再宣布退役的事，但是我想先何处几天。

　　我的邮政车队非常耐心。汤姆•威瑟尔愿意等待。但几天变成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变成了一个月。我连自行车都没有拆包，让它继续留在车库里的行李包中，落满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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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我每天去打高尔夫，滑冰，去喝啤酒，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轮流搜索着电视频道。
　　我去“居伊”餐馆吃德州墨西哥餐，将训练时要注意的饮食要点抛之脑后。我只要从欧洲回来，不管时差多么厉害，我一定会直接从机场去“居伊”餐馆，要上一份加了果酸酱的面卷饼，再要上几杯到格丽塔鸡尾酒或德州黑啤酒。我现在几乎顿顿在那里吃。我不打算再让自己受罪，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一定要充分利用它。
　　可这种生活索然无味，既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也不能让我感到自由或快乐。它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我试图再现我和基克去欧洲度假时我曾经有过的心情，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真相是我为自己感到丢脸。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也为我在巴黎－尼斯赛事中的表现感到难堪。儿子，你永远不放弃。可是我放弃了。
　　我当时的表现完全不像我，其中的原因就是生存期问题。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在怎么办？”的例子。我曾经有过工作，有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病了。疾病完全打破了我的生活。当我试图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时，我缺乏方向，一切都已变了样――我应付不了。
　　我恨自行车，可我又在想，我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呢？去某个办公室打杂？我不知道自己还擅长于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此我只好暂时逃避，逃避我该担负起的责任。
　　我现在知道，从癌症中幸存下来不仅仅牵涉到身体的康复。我的心和我的灵魂也需要康复。
　　除了基克外，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她完全有理由为我打乱她的计划而痛苦或对我大发雷霆，但她保持着镇静。在我每天外出打高尔夫时，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狗做伴，没有工作，一面翻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一面琢磨着我们该如何养活自己。我母亲非常理解基克的心情，所以会常常打来电话，专门和基克说话。她会问，“你怎么样？”
　　但是，在我一连几个星期只知道打高尔夫、喝酒、吃墨西哥餐之后，基克终于忍不下去了。总得有人和我谈谈。有天早晨，我们正坐在版面的露台上喝咖啡。我放下咖啡杯，说，“好了，我们晚上再见。我得去打高尔夫球了。”
　　“兰斯，”基克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你说什么？“
　　“你没有问我今天干什么。你没有问我想干什么，或者问我是不是介意你去打高尔夫。你只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关心过我该做什么吗？”
　　“哦，对不起，“我说。
　　“我今天该干什么？”她说，“我该干什么？你告诉我。”
　　我一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得做出决定，”她对我说，“你需要决定是否真的永远告别赛场，整天就这样打高尔夫、喝啤酒、吃墨西哥餐混日子。如果真是这样，可以。我爱你，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会嫁给你。可我需要知道你的决定，这样我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出去找份工作来供你打高尔夫。你得告诉我。”
　　“可如果你不准备永远告别赛场，那么你就不能再这样乱吃乱喝，整天无所事事，你需要好好想想，因为你这样悬而不决不是你兰斯的做法。你不是原来的兰斯。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你是谁。我爱你，但你需要好好想想。”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生气。她说得完全正确：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游手好闲。在那一瞬间，我从她的里看到了退役后的我，而我不喜欢那形象。她是不会虚度一生的，我不能责怪她。
　　她平静地说道，“告诉我，我们是否要住在奥斯丁。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去找个工作，因为我不能在你去的高尔夫时就这样坐在家里。我无聊极了。”
　　要在平常，谁也别想这样和我说话。但她说话的野牛那么可爱，丝毫没有争吵的意思。基克知道如果有人冲我发脾气时我会变得多么固执；那是我由来已久的对别人指手划脚的反应。我不喜欢有人关心我，而每当有人关心我的事情时，我都会回击，不管这种回击是身体上、逻辑上还是感情上的。但是，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受到攻击，也没有感到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感到受到伤害，或者被人吹毛求疵。我只是能感觉到其中的真诚。她的那番话虽然听上去有讥讽的味道，却非常深邃。我从桌子旁站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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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还是去打高尔夫了，因为我知道基克并不反对我打高尔夫。问题不是高尔夫，关键是重新找回我自己。

　　基克、斯泰普顿、卡米卡尔和奥楚背着我联合了起来，时刻悄悄讨论如何让我重返赛场。虽然我仍然说我准备退役，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比尔说服我参加最后一项比赛――5月份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
　　克里斯•卡米卡尔飞到了奥斯丁。他看了一眼我的车库，见我的自行车仍然在包里，便摇了摇头。克里斯的感觉和基克一样，认为我需要从主观上决定自己是否属于赛场。“你又获得了生命，现在需要恢复以前的生活，”他反复说道。但是他知道我还没有做好重返赛场的充分准备，所以他给自己来奥斯丁找的借口是为美国冠军赛安排一个训练计划。此外，第二届“玫瑰自行车赛”在即，那虽然是围着奥斯丁市中心骑车的非正式比赛，但需要我至少身体情况良好。“你不能这样出去，”克里斯指着我的肚子说，“你不想让你的基金会丢脸吧。”
　　克里斯坚决认为，不管我对退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首先需要强化训练8到10天来恢复体力――我需要离开奥斯丁到别处训练。“我们出城去，”他说。“你在这里无法集中精力，分心的事太多，高尔夫太多。”
　　我们考虑去什么地方合适。亚利桑那？太热了。科罗拉多？海拔太高。我说，“还记得北卡罗来纳那座嬉皮士小镇――布尼吗？”
　　布尼位于阿巴拉契亚高山上，杜邦赛的线路经过那里，曾经给我留下过美好的印象。我曾在那里两次赢得过杜邦赛的冠军。我曾无数个下午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也是杜邦赛最关键的爬坡赛段――白桦山上骑车、吃苦。那地方山势陡峭，但景色怡人。布尼其实是座大学城，里面住着的都是附近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大学里有专门的训练设施，林中有许多可供租用的木屋，因此非常方便。
　　我上网租了个木屋。接下来，我决定邀请我的老朋友鲍伯•罗尔当我的陪练。鲍伯38岁，热情开朗，以前是位公路车手，接下来转成了山地车手。有他陪我10天到是件开心的事。
　　我们坐飞机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然后驱车3小时进入山中。我们的第一站是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克里斯已经联系好了那里的运动训练中心，让他们在固定自行车上给我做一些测试，看看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克里斯看了一眼我的肺活量和乳酪临界值，发现它们证实了他早已知道的结果：我太胖了，身体状况糟糕。在一般情况下，我的生理指标一直是最佳中的最佳。我的肺活量通常为85，现在只有64。
　　克里斯对协助我们的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教练说，“你看好了。等我们回来时，他就能达到74。他只需1周的时间就能做到。”
　　克里斯知道我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反应，出现新的临界值。他觉得只需要几天的工夫，我就能回巅峰状态。为了给我一个挑战，他拿我在一星期中能否提高我的蹬腿力度――即踩踏板时所做的工――和我打赌。“我出100美元，赌你无法突破500，”他说。我接受了挑战。
　　从那一刻起，我们每天的活动就只有吃饭、睡觉、骑车。春天刚刚来到山中，造成山中时常出现大雾和小雨，淹没了松林中的响声。我们每天冒雨骑车。寒气煎熬着我的双肺，我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团白雾，但我不在乎。它让我感觉清净。我们沿着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骑行，其中大多数小道都没有铺沥青，有些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地图上。我们骑车越过砾石、未开垦的硬地、铺满松针的林地，穿过低垂的树枝。
　　到了晚上，克里斯会准备上一大锅面片和烤土豆，然后我们就坐在桌子四周，狼吞虎咽地吃了那些东西，说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我们讲故事，回忆过去的时光、友谊的开始以及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年，然后大家开怀大笑。
　　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家里打电话，克里丝汀能够听得出我又开始变成了原来的我，因为我很开心，爱说笑话，不再感到压抑。当我告诉她寒冷多雨的天气，或者告诉她我们那一天骑了多远时，我会放声大笑。“我真的感觉非常好，”我不无困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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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喜欢这种专心致志的训练，白天拼命骑车，晚上睡在木屋中。我甚至喜欢上了那恶劣的天气。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尼斯赛场上，正紧紧盯着那些战胜我的因素。在巴黎摧毁我的是那寒冷、潮湿的天气，而我现在却从相同的天气中得到了满足，就像从前一样。
　　强化训练快要结束时，我们决定去骑白山。克里斯提出这个建议时，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曾经有段时间，那座山仿佛就属于我。那是座积雪覆盖的山峰，高5000英尺，骑车上非常艰难。我两次在杜邦赛中获胜，这都是至关重要的赛段。我还记得费力骑上山坡时的情景：道路两旁都是围观的人群，道路上还写着我的名字：“阿姆斯特朗，加油。”
又是一个雾气腾腾、小雨绵绵的寒冷日子，我们一起出发，计划先骑上100英里，然后再回头去征服白桦山。克里斯会驱车跟在后面，这样一来，我们到达山顶后就能把自行车放在汽车后面的架子上，然后坐车回木屋吃晚饭。
　　雨越下越大，我们在雨中骑呀骑，4个小时过去了，5个小时过去了。等我们来到白桦山脚下时，我已经连续骑了6个小时，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但是，我从车凳上站了起来，开始向那山峰冲去，并且将鲍伯•罗尔甩在了后面。
　　我开始爬坡时，看到了令我毛骨悚然的一幕：道路上仍然写着我的名字。
　　我的车轮飞速驶过那些风吹雨打后已经发黄的白色字迹。我低头看了一眼，淡淡的字迹是：“兰斯万岁！”
　　我继续往上骑，山势越来越陡。我奋力踩着踏板，使劲骑着，身上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我的身体本能地对坡道作出了反应。我不同自主地站到了踏板上，加快了速度。突然，克里斯开车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摇下车窗，开始给我鼓劲。“上，上，上！”他大声叫道。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加油，兰斯！加油，兰斯！”他喊叫道。我奋力踩着踏板，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短。我加速了。
　　那次的爬坡唤醒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在我向上骑的时候，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了所有的转折点，我的童年，我早期的比赛，我的疾病，疾病又如何改变了我。也许是爬坡这种原始的行为迫使我开始面对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现在是结束找借口逃脱责任的时候了。动起来，我对自己说。只要你还能动，你就没有病。
　　我又看了一眼车轮下的路面，看了一眼从轮胎上飞出的水珠，以及飞速转动的囹圄。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已经淡化的字迹，看到了被雨水冲得已经模糊的我的名字：加油，阿姆斯特朗。
　　我继续往上骑。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看到了其中的轨迹、良机，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目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体验这漫长而艰难的爬坡。
　　山顶就在眼前。在我身后，克里斯可以从我在自行车上的姿势中看出我的心理在发生变化。他感觉到压在我心头的某种负担已经消失了。
我轻松骑上了山顶，然后停住车。克里斯也停了下来，然后下了汽车。我们没有谈所发生的一切。克里斯只是望着我说，“我把你的自行车放到我的汽车顶上。”
　　“不，”我说，“把我的雨衣给我。我要骑回去。”
　　我又恢复了。我又成了一名赛车手。克里斯笑了笑后上了汽车。
　　在下山的路上，我对那些美丽、祥和、充满灵性的高山几乎充满了敬意。回木屋的踟很费力，也很安静，但我的心中只有对自行车的热爱。到最后，布尼在我的心中几乎变成了圣地，而我则是来这里朝觐的。如果我再遇到巨大的难题，我知道我一定会回到布尼，在那里找到答案。我在那里骑车时，重新找回了我的生活。
　　一两天后，我们回到了州立大学的训练中心，来测试我的蹬腿力度。我踩踏板的力量太大，连里程计都爆了，而车轮转动得太快，克里斯根本无法读出数字。他大笑着把100美元“啪”地一声塞到我手中。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我随口对克里斯说，“不知道我是否能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
　　“我们试试看，”克里斯说。
　　那天晚上，我们开始认真计划让我重返赛场。克里斯打了几个电话，想给我找几具新的赛车车轮。然后他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做好准备吧。他回来时就像换了个人，变成了你我所熟悉的那个人。”  

　　但是，我并没有跳上车就赢得比赛的胜利。尽管我在赛场上的表现起伏不平，成绩也时好时坏，但我没有再让糟糕的时刻影响我。
　　从布尼回来后，我每天都能从自行车上得到乐趣。每一天。即使在我感到身体不适、难受、受伤或试图恢复体力时，我也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再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
　　我甚至把自行车带到了我的婚礼上。那次的布尼之行是1998年的4月，我和基克当年5月在圣巴巴拉喜结良缘。我们邀请了大约100位客人，在一家天主教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基克是天主教徒），宣布对对方忠贞不渝，然后举行了一个舞会。整整一个晚上，谁也没有坐下来过，个个都在忙着跳舞。那真是个幸福的时刻，我和基克真不愿意让它结束。我们最后穿着结婚礼服和一些客人去了旅馆的酒吧，在那里喝鸡尾酒，抽雪茄烟。
　　我们在海边的一所房子里住了几天，但那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蜜月，因为我从布尼回来后一直在进行艰苦的训练。我每天都骑车。我们回到了奥斯丁，参加玫瑰自行车赛。玫瑰自行车赛已经变成了一处重大事件，奥斯丁的一些街区衽了交通管制，沿街挂起了许多彩灯。我在一个新的领域赢得了胜利。当我走上领奖台时，基克兴奋得又是尖叫又是跳跃，就像那是环法自行车赛一产。我突然想到，她以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获得任何比赛的胜利。“这算不了什么，”我耸了耸肩说，但我还是感到甜滋滋的。
　　重新品尝比赛的滋味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在6月份正式宣布重新回到自行车圈中，并且在美国职业冠军赛中获得了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我朋友和队友乔治•西恩卡皮。
　　一天早晨，我对基克说，“我该重返欧洲了。”她只是兴奋地点点头，然后开始收拾行李。问题是，我有可能会对她说“我们要回欧洲”，而当我闪到达欧洲时，我会说，“我们回奥斯丁吧”，而回到奥斯丁后，我又会说，“知道吗？我弄错了。我们要回欧洲。”她会毫无怨言地和我一起同行。什么事都别想难倒她。
　　基克喜欢一个新地方和一种新语言给她带来的挑战，因此当我说，“好吧，我们再去欧洲试一次”时，她觉得比较容易。有些女人肯定会觉得那样做很难，因此我娶的不是那种女人。许多妻子可能最初就不会去欧洲，而我妻子却非常坚强。
　　我和基克临时在尼斯租了个小公寓，她注册进了一家学校，开始重新学习法语，而我则继续参加各种比赛。我参加了环卢森堡赛――结果获得了冠军。第一赛段结束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基克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像她想象的那么激动，但现在的我要时刻提防重新重返赛场后会出现的心理障碍，因此我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期望值。那只是项历时4天的赛事，高手们根本不会把这种赛事看作巨大的胜利。但这对鼓起我的士气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我还能重新赢得胜利――而且还能给我带来一些国际自行车联盟的积分。我消除了最后一丝残留的怀疑。
　　接着，我参加了历时1星期的环荷兰寒，获得了第四名。7月，我没有参加环法赛，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参加那项历时3星期的艰苦的分段赛。相反，我充当了电视评论员，从公路旁目睹那年的比赛变成了环法赛历时最具争议、最痛苦的一届。法国警察在对一些车队队车的突击检查中，发现了一箱箱的EPO和类固醇。车队队员和工作人员被关进了法国监狱，每个人都被室主任怀疑对象，车手们对官方使用的手段怒不可遏。在参加比赛的21支车队中，只有14支车队完成比赛。一支车队被驱逐出境，另外6支车队退出了比赛来表示抗议。
　　服用违禁药品是自行车运动或任何其他耐力运动项目中最不幸的事实。有些车队和车手无疑认为违禁药品就像核武器――他们要想在主车群中具有竞争力，就不得不服用违禁药品。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在接受过化疗之后，只要一想到再往身体内注入任何异物都会让我不寒而栗。总的来说，我对1998年的环法赛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感受：我同情那些被卷入进这场风波中的车手，其中一些车手我还非常熟，但我也觉得今后的环法赛会更加公正。
　　整个夏天，我继续在赛场上稳步提高成绩。到了8月，我和基克已经对我将来在赛场上的表现充满了信心，决定在尼斯买一座房子。就在基克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办理各种银行手续，购买家具，搬进我们的新家时，我和车队其他队员出发去参加历时3星期的环西班牙赛。这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赛事之一，也是自行车三大赛事之一――环意大利赛、环西班牙赛、环法赛。
　　1998年10月1日，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将近两年后，我骑完了环西班牙赛。虽然我只获得第四名，这个成绩却像我所赢得过的任何赛事同样重要。我在23天中骑了2348英里，只比第三名慢了6秒钟。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的亚伯拉罕•奥兰诺，他只比我快了2分18秒。更为重要的是，我差一点赢得了最艰难的山地赛段的胜利，当时寒风刺骨，气温低得滴水成冰。比赛非常艰苦，几乎有一半的车手退出了比赛。但是我没有放弃。
　　在环西班牙赛中获得第四名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重返赛场。我以前一直是位杰出的一日赛车手，而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历时3周的分段赛。环西班牙赛意味着我不仅重返了赛场，而且比以前更加出色。我现在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赛事中获胜。我到处参加比赛，赢得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排名分，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悉尼

　　在我参加环西班牙赛时，基克也在接受一项耐力考验，这就是搬家。我们的公寓在3楼，她会先按电梯上来，把我们的东西――一箱箱的衣服、赛车装备、厨房用品――搬到电梯中，然后再坐电梯到楼下，把东西从电梯搬到大厅里，然后再把那些东西从大厅搬到公寓的大门口，最后再装到汽车尾箱中。她会开车去我们的新家，把那些箱子从车上卸下来，一个个搬上一长溜沿山坡修建的陡峭的台阶，把东西放进屋里。然后她会开车回到原来的公寓，重复这一过程，一次又一次。基克连着干了两天，直到她累得眼袋都露了出来。
　　等我回到家中时，我的衣服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冰箱里装满了各种食品。基克递给我一套新钥匙。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感到非常兴奋。那房子就像为我的那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成功了，我们在欧洲站稳了脚，我重新恢复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基克现在己经会说一些法语，我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在一起的生活，而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哦，我的上帝啊，”她说，“我们成功了。我们从头做了一遍。”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我们去科莫湖玩了几天。那里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为了善待我们自己，住进了一家豪华旅馆，并且亲自挑选了所住的房间，带了一个巨大的露台，可以看到周围优美的景色。我们睡觉、散步、享用美餐。
　　最后，我们回奥斯丁去过秋天和冬天的节日。我们回到奥斯丁后不久，我就收到了美国车队经理约翰•布鲁伊内尔的一个电子邮件。他祝贺我在环西班牙赛事中取得的成绩。“我认为那个第四名已经超出了你的预料，”他写道。然后他写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明年当你登上环法赛领奖台时，你会显得非常了不起。”他委婉地写道。
　　这是那封邮件中的最后一句话。我把他的邮件保存到一张软盘上，然后将它打印了出来，看着那番话。环法赛？约翰认为我不仅是分段赛高手，而且认为我可以成为环法赛车手。他认为我能够取得整个赛程的胜利。
　　这值得我认真考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将那封邮件看了一遍又一遍。经过一年的困惑和自我怀疑之后，我现在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想赢得环法赛冠军。  

悉尼

　　九死一生的经历教给你的是，在一切呐喊过去之后，在沮丧和危机结束之后，在你接受患病这一事实并且为获得获得第二次生命而庆祝之后，从前的生活和习惯――像早晨有目的地刮胡须，有工作要做，有妻子要爱，有孩子要抚养――便成了将你的日子维系在一起的细线，而且正是这些细线使你的日子配得上“生活”这一称号。
　　我喜欢布尼的一点是它呈现给我的景色。当我骑过一个突如其来的弯道时，我的眼前会突然出现异常美丽的风景，两旁的树木退到了一边，我可以看到30座连绵的高山，一直延伸到天边。我开始同样来看待生活。
　　我想要一个孩子。我在病中时，做父亲只是下一个弯道过去后某个含糊不清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一种永远失去的机会。但我现在的生活目标非常明确，就像远处那些山脉一样透明，因此我不想把体验一次做父亲的感觉再往后推。幸运的是，基克也和我一起做好了准备。尽管去年有许多波折，但我们心心相印，会维持这种甜美的和谐生活，也就是那种你想再添一个人，想再创造一个新生命的和谐生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过程在医学上几乎与癌症治疗一样复杂：它需要大量研究和计划，需要大量注射器、药物和两次手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为了让基克怀孕，她需要接受体外授精（IVF），动用我在那不堪回首的一天储藏在圣安东尼奥的精液。
　　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试图公开而真实地再现那一经历。许多夫妇对他们接受体外授精治疗守口如瓶，根本不想提及，那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不那么想。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人批评我们对其中一些细节的描述太开放，但我们决定将它们公布于众，因为有那么多夫妇遭遇不育症，面临着无法建立一个完整家庭的恐惧。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体外授精的详细经过，这样他们就能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我们虽然也觉得这有些难以启齿，但同时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我们计划新年一过就开始努力得到一个孩子，我开始像当时研究癌症一样仔细地阅读介绍体外授精的文章，不停地在网上搜索或者向医生咨询。我们计划专程去纽约拜访康奈尔大学的体外授精专家。但是，随着日期越来越近，我们开始有了新的主意。这种经历本身在医学上就已经够没有人情味的了，而且我们已经厌倦了旅行。一想到要在纽约某家陌生的旅馆里住上几个星期，我们便感到那简直像化疗疗程一样缺乏吸引力。我们改变了主意，决定去找奥斯丁本地的一位体外授精专家――托马斯•沃恩大夫。
　　12月28日，我们与沃恩大夫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我们俩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时，都有些紧张，我的脸上又习惯性地露出了基克所说的“在医院里的表情”――这是我在任何医疗机构摆出的表情：双唇紧闭，冷峻。基克会时不时地露出一丝笑容，来弥补我严峻的脸色，让沃恩大夫觉得我们适合做人父母。
　　们开始谈起体外授精的过程时，我注意到基克微微有些脸红。她还不习惯医院的术语，但是在经历过睾丸癌之后，与陌生人公开讨论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离开沃恩大夫的办公室时，已经基本上有了一个大致的计划，同时为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而感到吃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基克2月份就能怀孕。时间安排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将婴儿的诞生与我的比赛日程安排协调好，如果我想赢得环法赛冠军的话。
　　两天后，基克第一次走进X室。护士们将她绑在一张可推拉的X光台上，将一个折磨人的装置塞进她体内，开始喷造影剂。透视的主要目的是看看她有没有任何管道堵塞或其他问题。护士们手忙脚乱地试了两次后才成功，痛得基克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基克像往常一样对自己流眼泪很不耐烦。“我真是太没用了。”她说。
　　第二天是除夕，也是她最后一个喝酒的夜晚。新年到来时，她发誓将永远戒掉酒和咖啡因。第二天早晨，基克宣布不再喝酒和咖啡，而且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沾过一滴。我们希望孩子能健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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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后，我们在医院有个约诊。我们以为那只是简单地见一见体外授精部的护士。错了。我们进去后，发现里面就像要做介入治疗――不是开玩笑。两张长桌并排摆在那里，一对对紧张兮兮的夫妇默默地握着对方的手。一位精力充沛的护士说她要给我们拍照存档，于是我们只好咬紧牙关，挤出笑容。然后，我们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接受性教育，观看精子爬上试管的旧电影。我们在中学都看过这些电影，根本不想再看一遍。　　护士给我们分发了咨询手册，然后开始一页一页地进行讲解。我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只好给基克画出一张又一张圆圈加斜线的“精子”图来取悦基克，或者悄声给她讲一些笑话。我告诉基克，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一场大家互不相识的聚会：“大家好，我叫兰斯，我没有精子。”
　　我用胳膊捅了一下大鲵，示意她走，但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离开的合适时机。我们俩坐在那里，恨不得立刻逃之夭夭，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恰当而礼貌的借口。最后，我们再也呆不下去了。基克收拾起那些宣传手册，站起身，飞快地走出房间，我紧跟在她身后。我们冲出房间，像小学生那样疯疯癫癫地笑着跑到车旁，气喘吁吁地问对方我们是否还不够成熟，还不能为人父母。
　　几天后，我们又回到体外授精办公室验血。基克一看到自己的鲜血被抽出来，脸色立刻变得煞白。我说她非常坚强，但我内心很同情她。她晕针，却还要在医院里住上几个星期。
　　当天晚上，她打了第一针利普安。利普安是一种防止妇女排卵的药物，而她每24小时就注射10个单位――也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打一针，直到大夫们让她停止。对于一个晕针的人来说，每次打针都会让她惊恐万状。更为糟糕的是，她得自己给自己打针。
　　每天晚上8点半，基克会准时走进卫生间，给自己的臀部打上一针。她第一次给自己打针时，手抖得太厉害，连注射器里的气泡都无法挤出去。最后，她狠狠拧了一下大腿，大声叫了一下，给自己打了一针。
　　那个星期过了一半时，美国邮政车队来到奥斯丁接受风洞测验。我和基克带大家出去吃饭，但主菜刚上来，基克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8点30分。她找了个借口，去了卫生间，如她所说，“像瘾君子一样给自己打一针”。
　　在接受完风洞测试后，美国邮政车队要去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训练营，而我也必须随他们一起去。这意味着基克有几天将独自继续怀孕计划。我不在家的期间，基克去了储藏着我精液的圣安东尼奥那家医院。我一直在会租金，每年100美元。
　　那天早晨，基克一早就去了奥斯丁的体外授精科，领了一只很大的冰桶，将它放在身边副驾驶的座位上。她驱车1小时去了圣安东尼奥，费劲地将冰桶提进大楼，乘电梯来到13楼，一面等护士准备我们新的家庭成员冰冻着回奥斯丁，一面看着一本《美丽的家园》杂志。根据我的请求，护士将冷冻罐打开了一下，让基克看到了刻在小瓶子上的LA字样。
　　“我默默祈祷了一声，希望那瓶子的主人不是什么叫拉里•安德森的家伙，”也接下来告诉我说。
　　在回家的路上，她将车开得非常小心，还接了我询问好进展情况的几个电话。直到她将冰桶交给负责体外授精的医护人员后，我才感到放心。　　那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烛光下的浪漫插曲，但我们现在已经为有孩子做好了一切准备。
　　基克继续给自己打针。有天晚上，她请了几个女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饭，到了8点30分时，她的那些朋友谁也不相信她会真的去给自己打一针，于是她们和她一起进了主卫生间去观看。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手指一滑，反正最后一瓶利普安掉在地板上碎了。她死死地盯着摔成碎片的玻璃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完全吓呆了，因为她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果她错过一针，她就会错过整个疗程，就必须在下一个月从头开始。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她的朋友们赶紧把地上的碎片清理干净，免得狗将玻璃碎片吞进肚里。基克发疯似地在她的词本里翻找着值班护士的名字，最后将电话打到了她那里。那是星期六晚上8：45，基克含着泪水把情况告诉了护士。那位护士只说了一声，“哦，天哪！”她们分别开始打电话，看看城里哪家药店还开着。最后，基克找到了一家药店，赶紧开车过去。药店老板一直开着等她到来，并且在她离开时轻轻拍了她一下，祝她好运。
　　几天后，基克去见沃恩大夫，做了一个超声波检查，看看她的排卵情况，以及卵子的大小。让基克独自一人去见大夫是件很困难的事。去医院的所有其他妇女都有自己的丈夫相伴，所以当她坐在那里翻看着《人物》杂志时，她能够感觉到别人在看着她，并且能够读出他们的想法：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年轻的人居然也会需要接受体外授精，为什么她总是一个人来。
　　沃恩大夫开始给她使用Gonal-F。这种药物能够刺激囊状卵泡，使她排出更多的卵子。从现在起，她每天得打两针：1针5单位的利普安，3小瓶Gonal-F。她告诉我说，她的身体曾经像个圣殿，现在却“又像插缝纫机针用的针垫，又像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