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第4章结束，休息休息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婆媳？——阿壮的前女友和文中反复提到的阿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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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与癌症的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CANCER

　　一想到有某种不请自来的东西生活在我的脑子里，我就有一种不安的亲密感。如果有东西直接爬进了你的脑子，那是对你个人的一种侵犯。我决定夺回我的个人权利，于是我开始与它交谈，开始在心里与癌症对话。我尽量在与癌症对话时决不动摇。“你选错了对象，”我对它说。“当你在四处寻找一个寄主时，选择我你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
　　但是，即使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些话只是比赛前的自我吹嘘。那天早晨从镜子里对望着我的那张苍白，目光迟钝，我的嘴拉成了一条细线。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一个我不熟悉的词：前途未卜。
我想与这个声音进行一番理论。如果条件是我永远告别自行车赛场，但是我能够活下去，那么我可以接受，我想。你告诉我签名的虚线在哪里，我立刻会签字。我将干别的行当，我将回到学校，我将做一个垃圾工，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是要让我活下去。
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就已经出来了，驱车去休士顿。我母亲开着她的沃尔沃，我和丽莎坐在后排座位上，这与我平常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把方向盘交给其他人――光是这一点就能告诉你我这个人多么以自我为中心。整个3个小时旅途中，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是疲惫，又是在想着各自的心思；我们3个人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我母亲推了一下加速器，仿佛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她心不在焉地开着车，有次差一点压死一只狗。
休士顿是座巨大的城市，就连高速公路上也到处堵车。光是开车穿过这座城市就几乎要把人逼疯。我们最后终于在上午9点钟找到了那家医院，走进了大厅的候诊区。我们在那里等了整整两小时，因为我们到得太早。我坐在大厅里时，那种感觉就像遇到交通堵塞一样。
这是座面积非常大的医院，也是座教学楼，巨大的发出回响的过道里到处都是人――病人、哭闹的婴儿、满脸愁容的病人家属、态度粗暴的医院行政人员、困扰不堪的护士、医生和实习生。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投下了医院里特有的惨白灯光，就连健康的人在这种灯光下也显得脸色苍白、紧张。我们在那里似乎等得没完没了，我心里越来越烦躁。我心神不定地翻看着各种杂志，用铅笔敲击着椅子扶手，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
最后，前一天与我通过电话的大夫出现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是位非常聪明的年轻肿瘤医生，衣着整洁，举止精炼，白大褂下面是干瘦的长跑运动员的体格。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情况，”他说，“我很高兴你来这里。”但是，热情的问候一结束，他就换上了那种职业性的冷淡表情。我们一落座，他便开始把治疗方案大概给我讲了一下。他说，他会继续使用博来霉素给我治疗，但是他的课题会比约曼大夫所开的处方大得多。
“你会爬着离开这里，”他说。
我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我母亲也一样。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接着说道，“我会夺走你的生命，每天都会，然后我再给你新的生命。我们将用化疗打击你，然后再打击你，再打击你。你到最后连走路都不会。”他直截了当地说。“疗程结束后，我们将教你重新学会走路。”
由于这种治疗将使我失去生育能力，我有可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由于博来霉素会摧毁我的肺部，我将永远无法重返自行车赛场。我将承受剧烈的疼痛。他说得越多，展现在我眼前的那个软弱无力的我也就越清晰。我问他为什么他的治疗方案要这么厉害。“你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可能再糟的地步，”他说，“但我觉得我们医院是你惟一的机会。”
等他说完时，我母亲正全身发抖，丽莎已经完全惊呆了。巴特很生气，打断医生的话，问是否有别的治疗方法。巴特很会问问题，而且也很会做笔记，做事非常仔细彻底。他为我感到担心，也想保护我。那位医生打断了他。
“听我说，你治愈的把握并不大，”他对我说，“但如果你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那么你康复的把握要比任何其他地方大。”
我问他对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爱因霍恩大夫的治疗方案怎么看。他不屑一顾。“你可以去印第安纳，但你很可能还是会回到这里。他们的治疗对像你这样的晚期病人没有用。”
  他最后终于讲完了。他要立刻开始在他那里接受化疗。“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这种治疗。如果你不接受这种治疗，我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说。
我告诉他，我要在吃午饭时好好想想他所说的话，然后下午再回来答复他。
我们茫然地在休士顿开车乱转，最后找到了一家三明治餐馆，但在听过对我病情如此阴暗的描述后，谁也没有多少食欲。我感到我有压力，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当天已经是星期五，他要我星期一开始接受治疗。
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可以接受我已经病入膏肓的说法，但一想到自己会变得手无缚鸡之力，我就心情沉重。我不停地思考着他那番话的正反两方面，并且征求我母亲、丽莎和巴特的看法。你该如何来讨论这种问题呢？我试图把这次会诊的结果往好的方面想，说这位大夫的实力和自信心或许比较好。但是我可以看出，我母亲已经明显地被他吓坏了。
他的治疗方案听上去要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接受的治疗厉害得多。我无法走路，无法生育孩子，无法骑车，我想。一般来说，我属于那种全力以赴的人：不顾一切地训练，不顾一切地比赛。但我这一次我却开始想到：也许这太过头了。也许这越过了我的所需。
我决定给沃尔夫大夫打个电话，听听他的看法。我和他聊得越多，就越喜欢他；他不仅聪明过人，而且非常理智，决不以自我为中心。我把那位大夫提出的方案和后果给了个大概。“他要我立刻开始接受治疗，而且要我今天下午给他答复。”
电话另一头的沃尔夫默不作声。我可以听到他的思考。“再多听一个意见对你没有害处，”他最后开口说道。沃尔夫认为我没有必要当天就做出决定，并且建议我至少去印第安纳医疗中心看一次。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建议。为什么不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直接找那位写出介绍睾丸癌的书、推出所有其他大夫都在使用的治疗方案的人呢？
我用车载电话拨通了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告诉他我的病情非常严重，想再听听其他大夫的意见，因此非常想立刻见到他们。“我现在能来找你吗？”我问。
尼克斯回答说，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我们可以立刻见你。”他说。我能不能第二天上午一早赶到那里？第二天将是星期六。我后来得知，这并不完全是个特例；重症病房的医务人员绝对不会因为病人病情严重就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他们每天都接受世界各地的病人和医生的电话咨询。
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我对回休士顿那家医院取回我的病历感到忧虑。那位医生显然非常想给我治疗，但他也把我吓坏了。我告诉他，我还要等上一两天才能做出决定。他很客气，祝我好运。“千万别拖得太久，”他说。
决定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多少使我母亲的心情好了一点。她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比尔•斯泰普顿的办公室，找到了比尔的秘书斯泰茜•庞兹。“斯泰茜，我们要坐飞机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她说。然后，我们上了车，向休士顿机场疾驶而去，到了机场后又将我母亲的沃尔沃停放在长期停车场。我们谁也没有带任何衣服或洗漱用品，因为我们以为去休士顿当天就能回家。等我们赶到售票处时，我们发现斯泰茜不仅设法给我们订好了4张机票，而且还给我们升了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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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降落后，我母亲又开始负责张罗一切，并且租了辆汽车。印第安纳波利斯比较冷，她发现医院旁边有家旅馆，通过一条游廊与医院相连。她在这家旅馆给我们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我们一头倒在房间里就睡着了。那一夜过得很短，因为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去见尼克斯大夫。  
  但是尼克斯对我能活下去不仅充满了信心，而且似乎认为我仍然有可能重返赛场。他不会牺牲拯救我生命的机会，但他想改变我的治疗方案，以此来保住我的肺功能。另外还有一种以白金为主的化疗方案，称作VIP（长春碱、伊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这种鸡尾酒疗法虽然在短期内更且破坏性，但从远期来看却不会像博来霉素那样对我的肺部千万破坏。他说，使用了异环磷酰胺后，我感到恶心和呕吐的次数将会增加，而且在短期内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我能坚持住3个周期的VIP鸡尾酒疗程，那么加上我已经接受的BEP疗程，我就有可能战胜癌症，恢复足够的体力来参加比赛。
“你是说我们可以不采用其他所有人采用的疗法？”我母亲问，“不用博来霉素？”
“我们不想使他的肺功能受到影响，”尼克斯说。
尼克斯接着说道：他主张采用外科手术来摘除我脑部的肿瘤。治疗脑部肿瘤的标准做法是放射疗法，但放射会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远期副作用；有些接受放射疗法的病人出现了智力障碍、认知和协调上的混乱。“接受放射后，人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对于我的病情来说，一个潜在的副作用便是我有可能稍稍失去一些平衡感。这对普通人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但这却足以使我无法骑车冲下山坡――下坡时你非常需要平衡感。
夏皮罗接过了话题。我仔细观察着他：除了长相像那眼神忧郁的威戈达外，他身上的穿着也与众不同：下半身穿着一条“阿迪达斯”运动裤，裤子的一侧印着“阿迪达斯”的标志，裤脚附近还有拉链，上半身却穿着比较传统的实验室白大褂，卷曲的头发耷拉在衣领上。这家伙是脑外科大夫？我心中暗想。他显得非常随意，一点也不像大夫。
“我们先来看看核磁共振片和CT片，”夏皮罗轻松地说。
尼克斯把片子递给他。夏皮罗把片子插到观片灯上，边看边缓缓点着头。
“嗯，”他说，“交给我吧。没问题。”
“没问题？”我说。
夏皮罗指着片子上的肿瘤说，肿瘤似乎就在我脑子的表面上，因此应该比较确定，只需使用脑立体定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使他精确地确定癌症所处的位置，因此只需一个相对较小的切口。
“这种技术能使我们在手术开始前就确定好肿瘤的位置，因此整个开颅手术所需的时间只是其他治疗方法的四分之一。”他说。
“风险有多大？”我问。
“对于年轻病人来说，麻醉的风险很小，伤口感染或大出血的风险也不大。只有很小的抽搐可能性。主要的风险是手术后你身体的一侧有可能会感到有些乏力。手术很简单，人看上去也像个非常坚强的人，因此整个手术将会非常容易。”
我当时非常疲倦，而且也不敢相信这一切。我脑子一时混乱，脱口说道，“你得让我相信你的技术。”
“听我说，这种手术我做了很多。”夏皮罗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下，也没有一个病人因而病情加重。”
“是啊，可为什么会是你来给我做这个脑部手术呢？”
“因为就像你擅长骑自行车一样，”他说，“我的脑外科手术做得比别人好得多。”
我放声大笑，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告诉他们我们会在吃午饭时考虑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下午做出决定。
我首先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我母亲再谈一次。做出这些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我得挑选我的医生，挑选我接受治疗的地方，而这一点也　不像挑选共同基金那么简单。如果我想在一家共同基金投资，那么我会问，我5年内的回报率是多少？可目前这项投资完全不同，它的回报率牵涉到生与死。
我们走到街对面的一个大购物中心，找了家啤酒屋。大家在吃午饭时都默不作声。太安静了。我母亲、丽莎和巴特担心会影响我的决定；他们都认为我应该自己决定在哪里接受治疗。我请他们发表看法，但他们好像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继续想让他们发表意见。“怎么说呢，休士顿那些人说我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但这里的人却想改变我的治疗方案，也许这是好的。”谁没有搭腔，没有任何表态。他们完全不想表态。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必须由我作出，而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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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吃一边又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要确定自己对些大夫进行了很好的评估，确定自己理解了他们各自的治疗方案。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已经向癌症投降，但尼克斯大夫和夏皮罗大夫却似乎认为我现在还不应该就此放弃。我决定相信他们，相信他们那刻意悠闲的风格，相信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格，相信他们不为我冲撞的言语所动。他们展现给我的是他们真实的自己：两位皱纹满面、略显疲倦但非常有学问的大夫。我怀疑是否还有比他们更好的大夫。
我问了一些非常难缠的问题，但尼克斯仍然泰然自若，坦率而诚恳。他不是那种与其他大夫互比高低、自吹自擂的医生。他非常职业化，给人的可信度很高。
我突然脱口说道，“这里的大夫似乎真的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真心喜欢他们。我也喜欢这地方。如果我非做手术不可，那么这位夏皮罗大夫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因此，我想我就来这里吧。”
他们个个脸露喜色。“我完全同意，”巴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母亲说，“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回到了重症医疗中心，我再次见到了尼克斯大夫。“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里接受治疗。”我说。
“好啊，”尼克斯说，“你星期一来这里接受一些检查，然后我们星期二进行手术。”
尼克斯说手术一结束我就开始按他的新方案接受化疗。他介绍我认识了肿瘤科的护士长拉•特蕾丝•哈内，她将负责照料我。然后我们坐下来制定治疗日程表。
“我的生命力强着呢，”我说，“人有什么就都使出来吧，一起用到我身上。把你给别人用的药加一倍用在我身上。我要保证得到一切治疗手段。我们一起来杀死这该死的东西。”
尼克斯和拉•特蕾丝想立刻把那念头从我脑子里赶走。“你听我说，我会要你的命，”尼克斯说，“这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之所以还处在这种错误的概念中，一部分是由于与休士顿那位大夫的谈话，认为他们必须用各种药品轮番轰炸我才能将我治好，而化疗药品毒性很强，如果使用过多就会摧毁我的生命系统。尼克斯实际上想等一个星期再开始给我进行化疗，因为我的白血细胞计数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仍然很低。只有在我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我才能开始VIP化疗疗程。
拉•特蕾丝•哈内接过了话题。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但我后来发现她私下里还非常风趣。她谈起化疗来也是头头是道，一点也不亚于大夫们。她给我介绍了治疗方案的每个细节，几乎像老师讲课一样给我解释每个细节分别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我竭力把她所说的一切都听进去――我决心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我母亲自然仍很担心。
“他会有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她问。
“他可能会感到恶心，可能会呕吐。”拉•特蕾丝说。“不过现在有新的药物问世了，虽然不能根除呕吐，却能大大减少呕吐的次数。”
拉•特蕾丝告诉我，进入我体内的每一滴化疗药物都经过仔细计算，化疗的结果也一样要进行分析。她说话时非常平静，但言简意赅，结果等她说完时，我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母亲似乎也放心了很多。拉•特蕾丝回答了一切。  


1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我母亲把我所有的病历都装在她的包里，另一个巨大的密封塑料袋里则装满了我所服用的种种维生素和药品。到这时，她已经和我呆在一起将近3个星期了，而她连一件毛衣都没有带。印第安纳波利斯比较冷，于是她从飞机上借了条毯子来保暖。
我们在重症中心又得经过非常繁琐的住院手续，我母亲则需要不停地从包里将我的病历取出来。一位管理人员记下了所有相关的信息，并问了我们各种问题。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她问。
我说，“我不能吃含糖的，不能吃牛肉，不能吃奶酪制品。而且我必须吃放养的鸡肉。”
她只是瞪着我，问，“你究竟可以吃什么？”
我意识到，这是一家教学医院，不是餐馆中心。但是我母亲非常生气。她猛地站起来说，“我们正准备明天接受脑手术，所以你别给我来这一套。有位营养师专门给我们推荐了一些食谱。如果你们做不到，可以。我们自己安排伙食。”从那一刻起，我母亲只要来医院看我，总会出去替我买吃的。
然后，我们被安排进了病房，但我母亲觉得那里太吵，因为病房就在护士办公室隔壁。我母亲认为听那些护士就在我的门外叽叽喳喳说话一定会影响我，因此她坚决要求给我换一个病房，结果我被安排到了过道的尽头。那里要安静得多。
当天下午，我找夏皮罗大夫进行手术前的准备。脑立体定向的一个迷人之处便是需要在我的头颅上贴不同颜色的圆点来标出肿瘤的位置以及夏皮罗大夫需要开颅切除肿瘤的地方。
不知怎么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圆点让手术显得更加近在眼前。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把那些点贴在我的头上，就是为了让夏皮罗知道从哪里打开我的头颅。这不是很容易说出来的事，但外科大夫就是要从那里打开我的头颅。
“拉•特蕾丝，”我说，“一想到有人要给我开颅，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挺得过去。”
我陷入了绝境。尽管我想持乐观态度，尽管我想不害怕，但我知道人们一旦得了脑瘤，他们就活不成了。我当时觉得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可以治好，我的其他器官和身体附件都不像脑子那么重要。只有脑子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想起了我曾经听到过的一话：“一旦动了脑子，你就永远不会再是从前的你。”
我周围的人个个都像我一样害怕，有些人甚至比我还要害怕。看样子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飞过来与我做伴了：奥楚，克里斯•卡米卡尔，比尔，凯文。我需要他们在我身边，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高兴能在那里，因为这让他们觉得他们能替我做一些有用的事。但是我能看出恐惧就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睁大的眼睛里和他们强装出来的笑容中，因此我也尽量和他们开着玩笑，尽量掩饰自己不安的情绪。
“我已经准备好消灭这玩意儿了，”我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手术。我肯定不会坐在这里发抖，害怕得要他们带我进去。”
你在病中会意识到一件事：需要鼓励的不只有你一个人――有时候你得鼓励别人。我的朋友不应该只会说：“你会没事的。”有时候，我得安慰他们，我得说，“我会没事的。别担心。”
我们当时正在收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所以大家尽量装出一副对比赛结果非常关心的样子来――其实大家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反映了他们在我接受脑手术前的紧张心情。我们聊起了股市，聊起了自行车赛。电子邮件与问候卡继续不断地到来，有些给我发来邮件或寄来问候卡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有些则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然后我们坐下来大声朗读这些邮件和问候卡。
我突然感到有必要估算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我向奥楚和克里斯解释了医疗保险的事，然后我们拿出纸和笔来计算我所有的财产。“我们来看看我现在经济状况，”我说。“我们必须把这弄清楚。我需要有一个计划，这样我才能感到我能战胜疾病。”我们认为，我已经存下了足够的钱上了大学――如果我把房子卖了的话。我实在不想卖房子，但我必须学会面对现实。嗨，我今天手气不好。如果我需要那笔钱，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把现金和退休保险帐户上的钱加在了一起。
房产：22万；游泳池和周围绿：6万；家具和艺术品：30万；其他：5万。
当天晚些时候，夏皮罗来到了我的病房。“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手术，”他严肃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说。“你不是说这个手术不太大吗？”
“嗯，比那要严重一点。”
夏皮罗说肿瘤位于两个比较棘手的区域：一个在视觉区域上方，另一个在负责协调的区域上方。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出现视觉模糊的现象。他说他会把手术做得非常精确，切口尽量小一些，希望不会深入到脑组织一毫米内。切口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但是，我在听他解释手术过程时，仍然打了个寒战。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手术的严重性；我以为手术听上很简单――他只需进去把肿瘤切除就行了。但是他现在却谈起了细节，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他将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手术，哪怕是最微小的差错都会使我失去视觉或者手脚活动能力。
夏皮罗看出我开始真正感到害怕了。“听我说，谁也不想接受开颅手术，”他说，“如果你不害怕，那么你就不正常。”
夏皮罗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从手术中康复：我只需在重症病房住一天，再恢复一天后，然后就可以开始接受化疗了。
当天晚上，我母亲、奥楚、克里斯和其他人带我去街对面购物中心的一家欧式餐馆，让我吃一点东西。我吃不了多少。我的头上仍然贴着那些脑立体定向圆点，手腕上戴着医院的标志牌，但是我已经不在乎我的外表了。因此，头上有那些点又怎么样？我只是为能够离开医院走动而感到高兴。有人盯着我看，但我不在乎。明天，我的头还会被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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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会，上图片。

黄金斗士在举起胜利的酒杯，向着胜利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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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明朝一位古人的话：一生得偿所愿，不负平生所学，足矣！

鲁西西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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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如何面对死亡？我有时候认为脑屏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也许我们的心灵中有一种保护机制，阻碍我们接受死亡，除非万不得已。
脑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想到了死亡。我思索着我的价值观念；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要死，那么我是想拼搏、挣扎到最后呢还是平静地投降？我希望展现出什么样的个性？我对我自己、对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满意吗？我得出结论，我基本上是个好人，尽管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同时也明白，癌症根本不管这些。
我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我很少祈祷。尽管我有那么多希望，有那么多心愿，但我不祈祷。我从小到大养成了一种对宗教的不信任，但我觉得我有能力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有能力牢牢抓一些狂热的信念。简单地说，我相信我有责任做一个好人，而这意味着为人公道、诚实、勤奋、有信誉。只要我能做到这些，只要我善待自己的家人，真心对待朋友，只要我对我的圈子或者对某项事业做出贡献，只要我不说谎、不骗人、不偷东西，那么我相信这就足够了。如果明天一切结束时真有某位上帝或者神灵站在那里审判我，那么我希望他能够从我是不是过着真正的生活这个角度来审判我，而不是看看我是否相信某本书或者是否受过洗礼。如果在我离开这世界时真有上帝，那么我希望他不会说，“可你不是基督徒，所以你应该去天堂的对面。”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回答，“知道吗？你说得对。好吧。”
我也相信大夫，相信药品和手术――我相信这些。我相信所有大夫。我想，像爱因霍恩这样的人舍得依赖，因为他在20年前就聪明地推出了一种试验性的治疗方案，而这种方案现在能够拯救我的生命。我相信他的智慧和他的研究，因为这些都不是虚假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应该在信仰和科学之间的什么地方划一条线。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信念，因为信念是闪光的。当你面临绝对绝望，当一切情况都对你不利，当人们对显而易见的灾难视而不见――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意识到，我们每天都这样做。我们比自己想象的坚强得多，而信念是人类是宝贵、是了持久的特性之一。当我们人类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生命的短暂时，那么相信没有任何药物能让我们长生不老也是一种勇敢。
继续相信你自己，相信大夫们，相信治疗方案，相信我所选择相信的一切，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必须是这样。
如果没有信念，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会与恐惧相伴。这会击垮你。在得癌症之前，我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每天如何与这世界那些畸形发展的不良方面相抗争，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如何同与日俱增的厌世相抗争。人生真正的危险是沮丧与失望，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疾病或世界末日的到来。我现在知道人们为什么害怕癌症了：因为那是一种缓慢而又无法避免的死亡，是厌世和颓废的化身。
因此，我相信。  
如果你无法记起某件事，那么一定有原因。我已经忘记了接受脑手术那天早晨我都在想些什么或者都有什么感觉，但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日期是10月25日，因为手术过后，我是那么为自己仍然活着而高兴。
我母亲、奥楚和比尔•斯泰普顿早晨6点钟走进我的病房来把我叫醒，各种不同的护士过来给我做手术前的准备。你在接受手术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记忆测试。大夫会说，“我们将告诉你3个简单的单词，尽量牢牢记住它们。”有些脑肿瘤病人会有健忘症，无法记住10分钟前告诉他们的事情。如果肿瘤已经影响了你，它的表现便是你会常常记不起一些小事情。
一位护士说，“球，别针，车道。我们会要你重复这些单词的。”
那有可能是30分钟后，也有可能是3小时后，但他们最终会问我的。如果我不记得那些单词了，那就意味着出了大麻烦。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有问题――我仍然想证明我的病情并不像大夫们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我决心要记住它们，结果我在几分钟内只想着那3个单词：球，别针，车道。球，别针，车道。
半小时后，一位大夫进来让我重复一下那3个单词。
“球，别针，车道，”我自信地说。
手术时间到了。我躺在担架车上，被推进了走道。我母亲陪着我走了一截，直到我们拐弯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有一群戴着口罩的护士和医生在等着我，他们将我放到手术台上，然后麻醉师开始给我注射麻药。
不知为会，我想和人说说话。
“你们看过《怨恨》这部电影吗？”我问。
一位护士摇摇头。
我兴奋地给他们讲起了故事情节：亚里克斯•鲍德温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位才华出众但目空一切的外科大夫，被人起诉治疗不当，而他有法庭上又被一名律师指控患有一种被称作“上帝情结”的毛病――即他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出错。
鲍德温为自己辩护时发表了一番演说――然后又给自己加上罪名。他描述了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等待他在一瞬间决定生与死时，他内心的紧张和外科手术带给他的压力。
“先生们，在那一刻，”他说，“我不考虑自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
我惟妙惟肖地模仿亚里克斯•鲍德温的口气讲完了故事情节。
我的下一个单词是“嗯――”。
我进入了麻醉状态。
那番话的意义在于它包含着某种真理，某种绝对的真理。就在我失去知觉时，大夫们便主宰着我的生死。他们控制着我睡觉的能力，醒来的能力。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万能的。我的大夫就是我的上帝。
麻醉就像眼前一黑：刚才我还有知有常见，而现在却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麻醉师为了测试用量大小，在手术开始前又让我恢复了片刻的知觉。我苏醒过来时，意识到手术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还没有开始。我勃然大怒，昏昏沉沉地说，“混蛋，我们快开始呀。”
我听到夏皮罗在说，“一切都正常，”然后我就又进入了麻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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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手术过程的了解当然都是夏皮罗大夫事后告诉我的。我在手术台上呆了大约6个小时。他切开我的头颅，取出了肿瘤。肿瘤一切除，他就将它们交给一位病理学家，而病理学家则立刻将肿瘤放到了显微镜下。
他们只要一检查细胞组织，就能知道那是什么种类的癌症，以及扩散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一种极其活跃、极具攻击性的癌症，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癌细胞。
但是病理学家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惊讶地说，“这是坏死的细胞组织。”
“已经死了？”夏皮罗问。
“已经死了，”技术员说。
当然不能说每个细胞都已经死了，但那些细胞看上去毫无生命迹象，不构成任何威胁。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因为这意味着这些癌细胞不会扩散。究竟是什么杀死了它们？我不知道，大夫们也不知道。有些坏的细胞组织并不是稀罕事。
手术一结束，夏皮罗就直接找到了我母亲，说，“他在恢复室，一切良好。”他解释说癌细胞已经坏死。这意味着脑部已经没有癌细胞，全被大夫们切除了。
“比我们预料的好多了，”夏皮罗说。  

   
我苏醒了过来……慢慢地……光线太亮……有人我说话。
我还活着。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恢复室里，斯科特•夏皮罗正弯腰看着我。如果一位大夫打开了你的头颅，进行了脑手术，然后再把你还原，那么手术后一定会有一个真相大白的时刻。无论大夫的技术多么高超，他总是会焦急地等待着要看到一切正常，尤其是要看到病人能作出正常反应。
“你还记得我吗？”他说。
“你是我的医生，”我说。
“我叫什么？”
“斯科特•夏皮罗。”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我随时可以在自行车上战胜你。”
我又开始要陷入睡眠之中，但就在我要闭上眼睛时，我看到了曾经测试过我记忆力的那位大夫。
“球，别针，车道，”我说。
我又回到了麻醉后那种漆黑一片、没有梦境、深不可测的沉睡中。
当我重新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灯光昏暗、安静的特护病房里。我默默躺了一会儿，竭力摆脱掉麻醉带来的眩晕。病房里光线太暗，太安静。我想离开。我想动起来。
被单下的我动了一下。
“他醒了，”一位护士说。
我的一条大腿已经快要落地了。
“躺着别动！”一个护士说，“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起来，”我说。
我开始想坐起来。
动起来。只要你还能动起来，你就没有生病。
“你现在还不能起来，”她说，“快躺下。”
我重新躺下。
“我饿了，”我说。  

  
随着我的脑子越来越清醒，我意识到我的脑袋完全被裹在纱布和绷带中。我的感官似乎也被包裹了起来，可能是由于麻醉的缘故，也可能是由于我身上到处插着的输液管的缘故。我的鼻子里插着管子，一根导管顺着我的大腿插进了我的阴茎。我精疲力竭，身上的每一点力气都已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但是我饿极了。多亏了我母亲，我已经习惯于每天实实在在地吃上3顿饭菜。我想起了大盘大盘热气腾腾的食物，上面还浇着肉汁。我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最后一顿吃的只是一些麦片，而麦片算不上真正的饭菜。我是说，那不能算正餐。只能算小吃。
一位护士喂我吃了一盘炒鸡蛋。
“我能见我母亲吗？”我问。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静静地走了进来，握住我的手。我明白她的感受，明白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这副样子时心里多么难过。我的一切都来自于她，构成我的物质、就连我小手指指甲中的质子这样的小粒子，都属于她。我小时候她还在晚上数过我呼吸多少次。在我被诊断出癌症之前，也以为自己已经帮我度过了人生的难关。
“我爱你，”我说，“我爱我的生活，而这都是你给我的。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悉尼

我也想看到我的朋友们。护士允许他们进来看我，每次进来两个或三个人。手术前，我竭力装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但现在手术已经结束，我不再需要强作欢颜，不再需要掩饰我现在感到多么轻松，而手术前又感到多么脆弱。奥楚进来了，然后是克里斯。他们握着我的手。现在流露出一些真情实感、告诉他们我当时感到多么害怕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还没有完，”我说，“我还活着。”
尽管我脑子有些昏昏沉沉，但我能分辨出走进病房的每个人，也能察觉到他们的感受。凯文说话时激动得哽噎。他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我要安慰他一下。
“你怎么听上这样严肃？”我和他打趣道。
他只是捏了一下我的手。
“我知道，”我说，“你不愿意看到你大哥这副尊容。”
我躺在那里，听着我朋友们的喃喃私语，心头涌起两种对立的情感。首先，我心头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接着便是汹涌澎湃的第二种感情――愤怒。第二种感情波涛与第一种感情波涛交融在一起，就像两股波浪在互相冲撞。我活着，我愤怒，一种情感总是不由自主地伴随着另一种情感。我还活着，还能疯狂。我疯狂地拼搏，疯狂地做爱，干什么都疯狂，现在又为躺在床上发疯，为头上缠着绷带发疯，为插在我身上的各种管子发疯。我几乎疯狂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疯狂到差一点开始痛哭一场。
克里斯•卡米卡尔抓住我的手。克里斯到这里已经和我朝夕相处了整整6年，因此我们什么话都可以向对方诉说，什么样的感情都可以向对方流露。
"感觉怎么样？”他问。
“好极了。”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感觉。”
“克里斯，我真的很好。”
“是啊，是啊。”
“克里斯，你不明白。”我说，眼泪流了出来。“我真为这感到高兴。你知道吗？我喜欢现在这种感觉，我喜欢面对各种不利因素。以前一直是这样，好像将来还会是这样。这场大病真是操蛋，但也只是给我增加了一道我必须战胜的坎而已。我所希望的正是这一点。”

我在特护病房呆了一晚。晚上有个护士递给我一根管子，要我对着它呼气。这根管子连着一台测量仪，仪器上有一个小红球，目的是测量我的肺活量，以确保麻醉没有伤害到我的肺功能。
“对着它呼气，”护士说，“不要为小球只上升一两格而担心。”
“小姐，你在和我开玩笑？”我说。“我的生活就靠这个。把那臭玩意儿给我。”
我一把抓过管子，猛地冲里面呼气。小球直接上升到了最高点。如果上面有个铃铛，它肯定出“当”的一声响！
我把管子还给护士。
“再也别把这破玩意儿拿到这里来了。”我说。“我的肺部没问题。”
护士默默走了出去。我回头看了看我母亲。我母亲一直知道我嘴巴讨厌，因此我估计她会说我几句，因为我刚才对那护士很不礼貌。但是我母亲在笑，就像我又赢了一次铁人三项冠军一样。她亲眼看到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又恢复了正常。


  “真是我的好儿子。”她说。“你一定会好的。”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普通病房开始接受化疗。我还要在医院里住6天，接受化疗，而这些治疗的结果将会非常关键。
我还在阅读癌症方面的书籍，所以我知道如果化疗对付不了癌症，那么我仍然活不了，不管脑手术多么成功。所有的书籍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我的状态。“那些在接受铂类化疗药物期间病情仍然加重的病人，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治疗形式，其预后都非常差。”其中一本书这样写道。
我快速翻看着一本论述睾丸癌的学术专著，上面列出了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和生存概率，我在书的空白处用铅笔做了计算、并做了记录。但是，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如果最初的化疗没有能完全缓解病情，那么病人存活的概率就比较冷低。”该文章说。这便是问题的关键：化疗要么起作用，要么根本不起作用。
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坐在床上，让那些有毒的药物慢慢进入我体内――任凭护士拿着各种针扎到我身上。关于医院，人们没有告诉你的是医生护士如何摆布你，就像你和身体已经不属于你，而是属于那些医生大夫一样。他们可以自由地戳我，把不同的东西强行塞进我的静脉和各个开口处。导管最可怕；它顺着我的大腿进入腹沟，每次插进去再取出来时几乎痛得我死去活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日常小程序才是得病最可怕的部分。起码在进行脑手术的过程中，我处于麻醉状态；而在手术后的一切治疗过程中，我都完全清醒，结果我身上到处都是伤痕、痂、针眼；手背上，手臂上，腹股沟。只要我没有睡着，护士们就要把我活吃了。
夏皮罗过来告诉我，手术完全成功：他们切除了肿瘤，没有再发现肿瘤复发的迹象。我没有出现智力障碍或认知障碍，我的协调力也很好。 “我们现在希望它不会再回来，”他说。

脑手术24小时后，我出去吃晚饭。
正如夏皮罗所承诺的，我从手术中恢复得非常快。那天晚上，我母亲、丽莎、奥楚、克里斯和比尔扶我下床，要带我去街对面的罗克•博顿餐馆。由于夏皮罗还没有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所以我只想沿用原来的营养计划。于是，我戴上绒线帽，遮住我的绷带，然后我们走出了医院。比尔已经替我们买好了票，去看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NBA球赛，并且要带我去，但这可能太过头了一点。吃饭的时候我感觉还可以，但甜品上来时，就开始感觉不太好，于是我们放弃了球赛。我躺回到了我的病床上。
第二天，夏皮罗来我病房给我拆绷带。当他揭开纱布时，我可以感觉到纱布被他从U形钉上撕开，那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咬我。他将纱布全部揭开后，我照了照镜子。我的头盖骨上有两条弯曲的U形钉痕迹，就像两条环形的拉链。夏皮罗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对着镜子紧紧盯着那些U形钉。我知道夏皮罗使用了钽螺丝将我的头盖骨在头皮下重新合在一起。钽也是用在某些轻便自行车上的一种合金。 “也许这能让我爬坡时更加容易。”我开玩笑说。
夏皮罗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在我接下来接受治疗的几个月里也常常来我的病房，看看我的情况怎么样。我见到他总是很高兴，不管我当时感到多么困或者多么吐。
拉里•爱因霍恩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也来看了看我。他非常忙，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时不时地看我，并且参与了对我的治疗。他像尼克斯大夫和夏皮罗大夫一样，也是那种让你理解“医治者”含义的大夫。我开始觉得他们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生与死；他们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博爱，因为他们看到过那么多的感情波澜。他们不仅看到过生与死，而且每天都亲眼目睹我们这些病人如何对待生与死，如何乐观到极致，如何害怕到极限，又如何具有超人的勇气。
“我看到过许多乐观向上的好人没有能熬过去，”爱因霍恩大夫说，“也看到过一些粗俗猥琐的人活了下来继续过他们那下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