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

悉尼

夏天来临时，我成熟了许多。在自行车赛场上，我开始进展顺利，成绩也在稳步提高。“瞧见了吗？”奥楚说。事实确实如此。有家美国赛车运动赞助商“大众药房”设立了100万美元的特别奖金，要奖给任何赢得自行车三冠王的人――也就是说要在美国举行的3项极具影响力的赛事中获胜。我将目标盥洗室在了上面。每项赛事都不相同：要想得到那笔奖金，你必须在难度很大的匹兹堡一日赛中获胜，然后在西弗吉尼亚的6天分段赛中摘桂，最后再在横穿费城市，总长156英里的公路一日赛中夺冠。设立奖金的人知道，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诱饵。只有全能型的车手才有可能将那笔奖金赢到手：你必须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短距离选手，也是爬坡好手，还得是分段赛高手。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完全胜利――而这我还没有学会。
　　所有车手都在议论如何赢得那笔奖金，接着便会说那是多么不可能。但是，我有天晚上在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问我，“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我说，“很大。”
　　到6月，我已经赢得了前两项赛事的冠军，各大报纸对我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赞助商们开始坐不住了。惟一剩下的只有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但同时还有119名其他车手试图阻止我。人们的期待很高，估计沿途将会有50万人观看。
　　比赛的前一天，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飞到费城来。由于临时决定行程，她来回的机票要多付1000美元，但她认定那就像是买彩票――如果她不来，她会为此而后悔一辈子。
　　我决定比赛时用脑子，不再像疯子一样只顾发力向前冲。好好想想这比赛，我对自己说。
　　比赛那天，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到了只剩下最后20英里时，我开始发力。我冲上了整个赛程中最陡的部分――马纳雍克山――而且几乎是发疯般地冲了上去。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猛地从座凳上站下来，双脚使劲地踩着踏板，而且高声尖叫了有足足5分钟的时间。我在赛场上与其他车手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到了倒数第二圈时，我因为领先得太多，居然有时间给我母亲一个飞吻。我冲过终点线时领先于第二名的时间创下了自行车比赛的历史记录。我下车时，一大群记者围住了我，但我推开他们，径直走到跟前，然后我们俩将脸埋在对方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那开始了一个梦幻般的夏天赛季。接着，我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分段赛：从马恩河畔沙隆至凡尔登114英里赛段结束时，我从主车群中突然冲刺驶过最后50码时，我差一点撞到公路旁的护栏上。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都被视作异常宝贵的胜利，而我当时才21岁，是环法赛历史上赢得某一赛段胜利的最年轻的车手。
　　但是，要想在环法赛中竞争，你需要更多的经验，一个证明便是我两天后不得不退出比赛，因为我无法到底。我是在第十二赛段后退出比赛的，我当时名列第九十七位，而且冻得浑身发抖。阿尔卑斯山征服了我，那时的赛段“太长，天气太冷，”我后来对记者们说。我落在后面太多，等我抵达第十二赛段终点时，车队的汽车早已去了旅馆。我只好步行回房间，推着我的自行车上了一段砾石小道。“就好像这一赛段还不够，还要让我们爬上这山坡。”我新闻界说。我当时体力上还不够成熟，还无法胜任那些艰苦的山地赛段。
　　我有时仍然会急不可待。我会领先一段赛程，然后又落到后面。我似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了赢得比赛，我必须在开始阶段骑得慢一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耐心与没有实力是两码事，比赛时制定战术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损失。
　　世界锦标赛前一个星期，我在苏黎士冠军赛中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就用完了所有力气。我又一次没有能进入前20名。奥楚本该对我大发脾气，但他只是在苏黎士多呆了两天，并且和我一起骑车训练。他相信我能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锦标待遇中获胜――但条件是我骑车时必须动一点脑子。我们一起训练时，他和我聊起了自我控制。
　　“你惟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说，“等待，一直等到最后两三圈。如果你过早发力，你只会浪费你获胜的机会。但是，到最后两三圈时，你怎么冲刺都可以。”
　　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车手都不是平常之辈。我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处于风雨同舟状态的高手，其中夺冠热门是刚刚获得第三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米盖尔•安杜兰。我如果想获胜，就必须克服一些由来已久的不利因素；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位21岁的车手获得过世界冠军。
　　离比赛只剩下最后几天时，我又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与我做伴。我不想独自经历这一切，而她一直都是我增加信心的源泉。而且，我希望她亲眼目睹我与那些人同场竞技。她向爱立信公司请了几天假，飞到欧洲来和我在一起，就住在我旅馆的房间里。
　　她像以前一样悉心照料我。她在洗脸池里替我洗衣服，精心安排我的伙食，替我接电话，确保我有足够的睡眠。我根本都不必和她聊自行车的事，必向她解释我的感觉――她完全明白。离比赛越近，我也越来越不爱说话。我不再训练，只是在脑子里琢磨着比赛。在我盯着天花板或者午睡时，她会借着一盏小台灯看书。
　　比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但是，当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我睁开眼睛，看到窗户玻璃上沾满了雨滴。又是那可恨而可怕的雨水，我在圣•塞巴斯蒂安赛中就是因为天下雨而尝尽了苦头、丢尽了脸。
　　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但是有一个人在雨中所遭的罪比我还要多――我母亲。她冒着大雨在大看台上整整坐了7个小时，一次都没有站起来过。大看台前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长18.4公里的赛道上的表现，而她就浑身湿透地坐在那里，看着车手们在赛道上接二连三地摔倒。
　　欧洲下雨时，路面上会出现一层滑溜溜的由灰尘和汽油造成的残留物。车手们纷纷从车上摔了下来，因为他们脚下的车轮会打滑。我也摔了两次，但每次都飞快地爬了起来，重新骑到车上，继续比赛。
　　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完全按奥楚吩咐的那样先不发力。剩下最后14圈时，我位于第一集团中，旁边还来自西班牙的好手安杜兰。最后，到了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开始冲刺。我冲到坡顶，领先其他人一个车轮的距离。我飞快地下坡，然后直接冲向下一个陡坡，其他车手紧随在后。我心中暗想，“我了那么多基，我现在心谤腹非获胜。”我从车凳上站了起来，再次冲刺，这次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陡坡的另一边又是一段漫长、危险的下坡，长4公里，而且在大雨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由于整个路面非常滑，车轮有脍打滑。但是我使劲而小心地骑着，我到了坡底朝身后瞟了一眼，想看看是谁跟在我后面。

悉尼

一个人也没有。
　　我慌了。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绝望地想，你发力太早了。我一定忘了那是第几圈。肯定还有一圈，因为领先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电脑。这是最后一圈。
　　我要获胜了。
　　我边骑完最后700米边开始欢庆。我向空中上下挥舞着拳头，我向观众投去飞吻，我向人群躬身致意。当我冲过终点线时，我像摇滚歌星那样手舞足蹈。我最后刹住车，下来，在人群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母亲。我找到了她，然后我们站在雨中，拥抱在一起。我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俩开始哭了起来。
　　比赛结束后，大家又是庆祝又是举行颁奖仪式，现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一位皇家礼仪官走过来告诉我，挪威的哈罗德国王要接见我。我点点头，说，“走吧，妈妈。我们去见国王。”
　　她说，“好的。”
　　我们开始通过各个安检口。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扇门前，国王就等在时而亲自接见隐。一位警卫拦住了我们。“她必须留在这里，”皇家礼仪官说，　　“国王只接见你一个人。”
　　“我从不把母亲挡在门外，”我说。
　　我抓住母亲的胳膊，转身要走。“我们走吧，”我说。如果没有她，我哪里也不想去。
　　礼仪官做了让步。“好吧。请跟我来。”于是，我们便见到了国王，发现他非常友善。国王接见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但很客气，然后我们就回去继续欢庆。
　　对于我和我母亲来说，那就像某件事情已经结束一样，就像是终点线。艰苦的竞争已经过去，不会再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废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文不值。我们也再也用不着为账单、破旧的赛车、机票等操心了。也许那还象征着漫长、艰苦的童年挣扎已经结束。

　　虽然我是世界冠军，我要学的东西仍然很多，因此接下来的3年便成了我不断检验合上书、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我在其他一些赛事中也取得了胜利，但生活从现在开始只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有可能将我与其他顶尖车手区分开来的那一点微小差距的过程。
　　在比赛中获胜讲究的是科学。观众们很少看到自行车运动的技术性一面，但是在彩虹壮观的主车群背后是更枯燥的现实――公路赛是精心算计的基础上，胜利常常是比赛前通过在实验室或风洞或赛车场得到很小的一点加速而获得的。赛车手都听任电脑摆布；我们整天围着精确计算节奏、效率、力量和蹬腿力度转。我常常会坐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身上到处连着电极，目的是想找到有可能给我带来几秒钟优势的不同的姿势，或者是想找到某样更加流线型的装备。
　　赢得世界冠军几个星期后，我和克里斯•卡米卡尔一起去了位于科罗拉多泉水城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的赛场表现实验室。尽管我这一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仍然有一些致使的弱点，于是我实验室里呆了好几天，身上贴满了电极，而大夫们则时刻给我抽血化验。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我不同的临界和极点，然后便能想办法使我提高骑车时的效率。他们检查了我的心率、最大肺活量，有一次居然在一天的时间里扎我的拇指采血化验达15次。
　　我们想确定我最大的爆发力究竟有多大，而且能够持续多久。我们着手分析我的最佳节奏：即最有效的踩踏板速度是多少，我的踏板动作就像是对称的渣打汽锤，直上直下，力气花了不少，速度却没有突破。我们去了一个赛车场，想看看我在自行车上的姿势，以此来确定我是否在浪费力气。自行车项目最讲究的就是用最少的力气产生最大的速度，瓦特则显示你在踩踏板时所做的工。我们把自行车车凳放低了一点，速度立刻有了提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传奇般的比利时车手埃迪•墨克斯。他曾5次在环法自行车赛中夺冠，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冲刺型选手。我听说过他的种种传说，知道他是个勇敢、当仁不让的车手，而且决心成为他那样的车手。我不仅仅想赢得比赛，而且想以某种方式获胜。我们成了朋友。埃迪说我将来也能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获胜，但我需要减轻体重。我当时的身材就像橄榄球赛场的中后卫，脖子粗，胸前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这些都是当年参加游泳和铁人三项运动留下的。埃迪解释说，要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拖着这样的翻山越岭太艰难了。我当时参加比赛一部分靠的仍然是蛮力；而要想赢得环法自行车赛，我就必须找到办法在不损失力量的前提下减轻体重。于是，我不再面片，不再上德克萨斯－墨西哥餐馆，而且明白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力量――那种被称作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阿童木

Come on!!

鲁西西

强尼辛苦！休息，休息一下！

悉尼

到1995年，我仍然没有能够骑完自行车的整个赛程，仍然只能骑完其中的一些赛段。我的教练们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脑力上，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把那艰苦的赛事坚持到底。一位年轻车手需要经过精心培养和多年的成长才能骑完整个赛程，并且取得好成绩。我的成绩在稳步提高：我在1994年获得了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的亚军、圣－塞巴斯蒂安赛和杜邦赛的冠军。但是，奥楚这时认为我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我需要骑完环法自行车赛全程，而不是某些赛段。现在是我学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分段赛中获胜需要掌握什么的时候了。
　　人们都认定我是一日赛高手：只要告诉我起点在哪里，我就会凭着肾上腺素和一股怒气把对手一个一个地甩到后面，赢得比赛。我可以把自己逼到别人不愿意承受的痛苦临界点，我会毫不留情地赢得胜利。
　　但是环法自行车赛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参加比赛，你只需两天的时间就不得不退出赛场。这项赛事需要目光远大。环法赛需要你在恰当的时候调动恰当的力气，需要你耐心地按需要使用力气，绝对不能浪费动作或能量。它需要你不停地骑呀骑，不管你有没有任何动力，也不管你身上是否还有任何肾上腺素可以推你向前。
　　如果说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那可能就是耐心。在1995年，我对环法赛苛刻的要求、非同寻常的药检以及比赛中的危险终于有了了解。我骑完了整个赛程，而且结束时仍然浑身有劲，甚至在最后几天还赢得了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是，我对环法赛的全面了解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我真希望不是通过那种方式来明白环法赛的残酷性。
　　在环法赛的后半程，我们摩托罗拉车队的一位队友――1992年的奥运会冠军法比奥•萨特利――在高速下坡时不幸身亡。在下坡时，大家骑成一条直线。如果有一个人摔倒，便会造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当时摔倒的不止法比奥一个人，和他一起摔倒还有20位其他车手。但是他的后脑勺撞到了路肩上，造成了脖子和头颅骨折。
　　我当时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没有看得太清楚。许多车手都摔倒在了地上，每位躺在地上的车手旁都蹲着其他车手，但这种情况在环法赛中司空见惯。我是过了一会儿才通过车队无线电得知了可怕和消息：法比奥死了。当有人告诉你这种消息时，你几乎不敢相信。
　　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漫长的一天。法比奥不仅是意大利自行车运动的希望，而且新婚不久，且刚当上爸爸。他的小宝宝才只有1个月大。
　　尽管我们内心很痛苦，而且惊魂未定，我们还得继续骑下去，完成这一赛段。我早在1991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时就认识了法比奥。他当时就住在科莫城外，而我的公寓在城内。我们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同场较量，结果他获得了金牌。他过得非常悠闲，人虽然有一点怪癖，但喜欢热闹，爱开玩笑。意大利有些顶尖级的车手比较严肃或者比较刚毅，但法比奥不是那样。他非常讨人喜欢。
　　当天晚上，我们摩托罗拉车队开了个会，讨论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大家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半人想退出比赛，回家去和家人与朋友一起流泪；另一半人想继续比赛，以此来纪念法比奥。就我个人而言，我想退出比赛；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尽情继续骑下去。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所以内心深处感到万分悲伤，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感情。但是，法比奥的妻子来到了我们的住地，要我们继续骑下去，因为她觉得那是法比奥所想要的。于是，我们坐在旅馆后面的草地上，祷告了一会儿，决定继续参加比赛。
　　次日，主车群国了纪念法比奥，让我们车队赢得了象征性的赛段胜利。那又是漫长而可怕的一天――不仅要骑8小时，而且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主车群没有出现竞争，相反，我们默默地列队骑着――那实际上就是送葬的队伍。最后，我们车队越过了终点线，在我们身后，法比奥的自行车架在求援汽车上，上面系着一条黑色绷带。
　　第二天早晨，我们重新开始激烈竞争，一路骑进了波尔多市。接下来便是利摩日赛段。当天晚上，奥楚来到了我们房间，告诉整个车队：法比奥在环法赛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想骑完全程，一是他特别想赢得利摩日赛段的胜利。奥楚一说完，我就知道，如果说法比奥曾经想为自己赢得利摩日赛段，那么现在轮到我来替他实现这一愿望，并且替他骑完全程。
　　次日赛程过半时，我发现自己与25名车手骑在最前面。安杜兰身穿黄色领骑衫落在后面。我做了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开始发力。

悉尼

问题是，我像往常一样发力太早。我在离终点还有25英里时就开始发力了。而且是在一段下坡道上。有两件事你永远不能做：过早发力，在下坡道上发力。但是，我在下坡道上的速度快得惊人，眨眼工夫就领先了30秒。其他车手完全惊呆了。我可能感觉到他们在想：他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其他车手跟在后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天非常热，大家都没有使劲骑车的激情，每个人都试图等到快到终点线时才开始运用各种战术。我瞟了一眼身后，有位车手正在喝水。我又朝身后瞟了一眼，另一位车手正在整理他的骑行帽。于是我开始加速。嗖！我冲了出去。
　　当你身后有来自15支不同车队的15位车手时，他们永远不会组织起来。他们会互相看着对方说：你发力。不，还是你发力！于是我一路向前骑去，而且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这种做法完全将战术抛到了脑后，而且与力量或能力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取决于最初给主车群带来的震惊与分化作用。那是疯狂之举，但却行之有效。
　　其他人与我的差距再也没有能缩小到55秒以内。车队的救援车不停地驶上前来向我报告。我们车队的经理亨尼•奎帕尔会说，“你领先30秒。”几分钟后，他又把车驶到我的身旁，说，“你现在领先45秒。”
　　当他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将车驶到我身旁时，我说，“亨尼，别再过来了。我不会让他们追上的。”
　　“好的，好的，好的，”他说着就从我的车轮旁消失了。
　　我没有让人追上。
　　我领先了1分钟，而且居然没有感到片刻疼痛。相反，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感受；我知道我那天骑车时有着非常崇高的目的。尽管我发力太早，但我冲到前面后并没有失败。我心中更愿意认为法比奥在和我一起体验比赛过程；他只是冲出了这个世界而已。我相信，我的车上有两个车手：法比奥和我。
　　到达终点线后，我有一种此后再也惝有过的感情冲动。我感到我在为法比奥、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小宝宝、为举国为他哀悼的意大利赢得比赛。我冲过终点线时抬头望着天，并且指着天给法比奥看。
　　环法赛结束后，奥楚为法比奥建了块纪念碑。他委托来自科莫的一位雕塑家用白色的拉拉大理石来雕刻塑像。车队队员们从世界各地飞了过来，我们聚集在山顶上，举行雕像的安放仪式。纪念碑上有个日晷，上面刻有3个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他赢得奥运会冠军的日期、他去世的日期。
　　我已经懂得了参加环法赛的意义。那不仅仅是为了自行车赛，而且是生命的象征。环法赛不仅是世界上距离最长的赛事，而且是最令人兴奋、最令人心碎、也暗藏最大悲剧的赛事。它对车手来说意味着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因素：寒冷、炎热、山坡、平原、车辙、爆胎、强风、莫名其妙的恶运、无法想象的美景、令人呵欠连连的麻木等，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我们一生当中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因素，经历许多挫折，与失败直接交锋，遭遇种种不幸，而惟一的目的就是永不低头、保存一线希望。环法赛不只是一项自行车赛事，根本不是。它是一场检验，检验你的身体，检验你的精神，甚至检验你的道德观。
　　我现在明白了这些。我意识到环法赛没有捷径。它需要多年的练习来培养精神、体力和性格，需要一位车手参加过几百场比赛，骑过数千英里。在我的肺部、头脑和心脏还没有像铁一样坚强之前，我无法在环法赛中获胜。而且，我必须首先长大成人。法比奥已经长大成人，我还在努力达到那一步。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疯狂行动的背后，我看得出我母亲在强作欢颜。当她和我们家其他人通电话时，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在发抖。最后，她只要见我在场就干脆不再打电话。她竭力不让我看出她的心情，但我知道她一到晚上就会走进她的房间流泪。
　　星期一早晨是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因疾病不再参加自行车比赛。每个人都到场了，比，丽莎，我母亲，几位赞助商，欧洲的记者还打来了采访电话。打来电话的还有我在下一个赛季本该加盟的法国科菲蒂斯车队的代表。屋子里到处都是照相机，我只需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遍。当我提到“癌症”一词时，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一片喃喃声，还可以看到记者和摄影师们脸上的震惊和怀疑。来自科菲蒂斯的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说：他们保证全力魂魄我，帮我战胜疾病，重返赛场。
　　“我决心与这疾病抗争到底，”我最后说，“而且我会获胜的。”

悉尼

当天下午，我走进了另一幢没有标志的棕色砖砌医学大楼，接受我的第一次化疗。治疗室里随意的摆设让我大吃一惊：一个简单的候诊室，里面有几张躺椅、和靠背可以倾斜的沙发、以及各种各样的椅子，一张茶几，一台电视机，看上去就像是某人家高朋满座的客厅。一切都像一个聚会，只有一点例外――每个人都连着各自的静脉输液管。
　　约曼大夫解释说，大家普遍采用的睾丸癌治疗方案为BEP，即由博来霉素、伊托泊苷、顺铂等3种药物构成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的毒性非常大，护士们在操作时都穿上了国徽防护服。这3种药物中最重要的是顺铂――其实就是白金，用它来治疗睾丸癌是由一位名叫劳伦斯?爱因霍恩的大夫首创的。爱因霍恩大夫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工作，在他发现这种疗法之前，睾丸癌几乎为绝症――25年前曾夺走“芝加哥能”橄榄球队明星布莱恩?匹科罗的生命。但是，爱因霍恩采用白金治疗的第一位病人――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至今仍然活着。
　　约曼大夫说，如果我早来到这个世上20年，我最多只能活个月。大多数人认为匹科罗死于肺癌，但它最开始却是睾丸癌，大夫们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在1970年病逝，年仅26岁。自那以后，顺铂便成了对付睾丸癌的神奇子弹。爱因霍恩的第一位病人――那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已经整整20年没有再复发癌症了。每年到那一天，他们就会在他家搞一个聚会，爱因霍恩大夫和他以前所有的护士都会去看望他。
　　我当时想，快点呀，给我用顺铂呀。但是约曼大夫警告说，这种治疗会让我非常难受。那3种对付癌症的有毒药物会慢慢进入我的体内，连续天，每天5个小时。他们会产生累积效果。在使用这些有毒药物的同时，他们还会给我用止吐药，以防止我出现严重的恶心现象―――但是这些止吐药无法完全控制恶心。
　　化疗的药性太强，你不能每天用它，只能以每3周为一个周期来使用。我会接受1周的治疗，然后休息两周，让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产生新的红血球。
约曼大夫解释得非常仔细，目的是让我们对将要面对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完后，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而且这个问题我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还会一再提出来。“治愈率有多高？”我问。“我的机会有多大?”
　　约曼大夫说，“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说来也怪，我的第一次化疗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我没有感到难受。我走进去，挑了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下。那也是沿墙一排已经坐了六七个人的椅子的最后一张。我母亲吻了我，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留下我一个人和其他病人在一起。我坐到了他们中间。
　　她为我第一次与其他癌症病人接触做过精心准备，但我却根本不需要。我有一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患有同一种疾病的人交谈、交流经验，我感到很轻松。等我母亲回来时，我正和旁边一位病人聊得开心。他年纪有我祖父那么大，但我们却聊了起来；我母亲进来时，我们正好聊到兴头上。“嗨，妈妈，”我兴奋地说，“这是保罗，他得了前列腺癌。”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坐以待毙。接受化疗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一早就起来，穿上运动服，戴上耳机，开始散步。我会大步走上一个多小时，直到浑身出汗。每天傍晚，我则骑车。
　　巴特?奈格斯从奥兰多回来了。而且给我带来了一顶他在迪斯尼乐园给我买的米老鼠帽子。他把帽子递给我，说他知道我开始掉头发时一定需要戴点什么。
　　我们会一起骑车，凯文?利文斯顿常常会加入进来。巴特给我们准备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他从公路局要来了周围各个县的地图，然后将这些地图剪开，粘在一起。我们会站在地图上选择新的线路，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找条新线路，去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不是走同一条线路。任何一条线路我都不愿意骑两次。训练太单调，你需要新鲜感，哪怕有一半的时候我们最后会碰到特别糟糕的路况或者干脆迷路。有时候迷路倒反而是件好事。

悉尼

我得了癌症后为什么还要骑车？自行车运动太难，所受的基太大，但它却能让你净化心灵。你出发时可能肩上的压力非常大，但骑了6个小时后，你达到了痛苦的极限，心里反而平静了。这时的疼痛非常强烈，你的脑子里会突然落下一道幕布。至少你会有一种空白感，不需要再去想你那些让你烦恼的事；你可以把一切置之脑后，因为你所用的力气以及接踵而来的疲惫都是绝对的。
　　如此艰难的事情中含有一个不假思索的简单道理，因此有人认为所有世界级运动员事实上都在逃避某种烦恼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经有人问我，我骑了这么久的自行车，从中得到过什么乐趣。“乐趣？”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骑车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痛苦。
　　在得癌症之前，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跨上自行车、骑上6小时的心理作用。其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特别去琢磨过；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意义。我不想去琢磨它，因为那有可能会像把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
　　但是我现在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骑车了：只要我还能继续骑车，我就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癌症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了。说实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癌症像一场竞赛，只是终点发生了变化。癌症和自行车运动一样，都需要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都需要与时间竞赛，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查看一下进度报告，需要计时点，需要依赖各种数据和验血报告。惟一的区别是我必须比骑车时更加而且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对付癌症时，我不能没有耐心，不能落下一圈。我必须考虑生存，考虑如何挺过去，考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切的目的都是康复：赢回我的生命将是最大的胜利。
　　我当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康复，因此在第一轮化疗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甚至对约曼大夫说，“也许你应该再给我加点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算是非常幸运，我的身体承受了化疗。第一轮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看到其他病人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不由自主地呕吐，而我自己的第一轮化疗结束时，我也经历了一次无药可治的恶心。
　　起初，我惟一受到影响的是我的食欲。你在接受化疗时，由于化学物在你体内的作用，食品品尝起来的味道完全不同。我母亲会给我准备一大盘吃的，她会说，“儿子，如果你不饿，或者不想吃这个，我不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会尽量去吃。我午睡醒来时，她会在我面前放上一盘切成片的水果和一大瓶水。我需要吃东西才能保持运动。
　　运动，我对自己说。我会起身，穿上运动服，戴上随身听，散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会走上门前的陡坡，走出大门，一直走到公路上。
我只要能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化疗开始约两天后，我们收到了医院寄来的一张通知：我们的记录显示你没有医疗保险。
　　我瞪着那张通知，不明白。这不可能。我与摩托罗拉有医疗保险协议，所有的医疗费用应该都包括在内。我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在电话里把通知给他念了一遍。比尔让我别发火，然后说他去问一下情况。
　　几个小时后，比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病得很不是时候，正好在我转会中间。尽管我与科菲蒂斯的合同已经生效，但癌症是我已有的疾病，因此科菲蒂斯车队的医疗保险不负责，而我在摩托罗拉的保险已经过期。我必须自己支付住院和治疗费用，除非比尔能够替我想出办法来。
     我得了癌症，而我却没有医疗保险。

悉尼

　　在接受化疗的最初几天里，许多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仍有可能毁了我。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琢磨着卖掉什么东西。我估计自己在经济上完蛋了。我从一年挣200万美元变成了分文不进。我有一些伤残保险，但仅此而已。我不会有任何收入，那些赞助我或者资助我的公司一定会不再支持我，因为我无法比赛。我如此珍爱的宝时捷车现在看来就像是买来把自己惯坏的奢侈品。我需要每分钱来支付医药费。我开始计划一场大拍卖。我要卖掉那辆宝时捷，卖掉一些艺术品，卖掉其他一些我钟爱的东西。
　　几天内，宝时捷就卖掉了。我卖它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认我可能需要每分钱来支付我的医药费，无论后半生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都得继续生活下去。其次我也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削减一些东西。
　　我开始研究起癌症来。我去了奥斯丁最大的书店，买回了那里与癌症有关的所有书籍。我回家时带着10本完全不同的书：包含方面的书籍，如何处理情感的书籍，默念指南。什么样的办法我都愿意尝试，不管它有多么古怪。我看了介绍亚麻子油的书籍，因为亚麻子油所说对治疗关节炎、心梗塞、癌症和其他疾病“真正有效”。我看了介绍大豆粉的文章，因为它“被证明具有抗癌作用”。我看《瑜伽期刊》，对被称作“邀请进入完美健康”的大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从《探索》杂志上剪下各种文章，收集报纸上刊登的介绍某些偏僻医院和偏方的文章。我仔细阅读了介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医院，因为它“绝对能治好癌症”。
　　我看了巴特给我从网上收集的所有资料，而且在他每次打来电话时都会问他，“你还有什么资料？”我以前从来无法坐下来认认真地看书，而我现在却成了最如饥似渴的读者。巴特登陆了亚马逊书店网站，查出了介绍癌症的所有资料。“看，你要不要我把查到的结果告诉你？”他问。
　　“要，我什么都要。一切的一切。”
　　我没有念过大学，只是在欧洲零零碎碎地接受过一些教育，现在却在阅读医学期刊。我一直喜欢阅读财经类的杂志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杂志，而对书没有多少兴趣。我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而且我无法长时间保持静坐。现在，突然之间，我必须对付血球计数和基础肿瘤学。这对我来说是再教育过程，我有时甚至会想，嗨，我不妨回到学校去学医，因为对医学了解了这么多。
　　我坐在沙发上翻阅着那些书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抄录下各种数字。我想知道自己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想办法战胜疾病。我所做的研究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更有把握――尽管我所看的那些书籍资料都表明我的情况不太妙，但知识给人带来的安慰大于无知：至少我知道我在跟什么打交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
　　癌症和自行车运动的术语中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它们都涉及到血液。在自行车运动中，一种欺骗手段便是服用那些使你的血红细胞计数迅速增加的药物。在对付癌症的过程中，如果我的血红蛋白低于某一水平，大夫们就会让我服用与赛场上的违禁药一模一样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大夫们在给我验血时与自行车项目中的验血一样：我在验血时必须达到一个计数底线，即我生理承受压力的极点。
　　我学会了一门全新的语言，知道了像异环磷酰胺（一种化疗药品）、精原细胞瘤（一种肿瘤）和乳酸脱氢酶（LDH，另一项血指标）这样的术语。我想知道一切。我还想听到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不同的意见。
　　我开始收到堆积如山的信件、祝福卡、问候卡以及异乎寻常的治疗建议。我每一封来信都看，因为看这些信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去胡思乱想。因此，每到晚上，丽莎、我母亲和我便会翻看那些来信，然后尽量回信。  
　　有天晚上，我打开了一封上面印着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抬头的信件。写信给我的是一位名叫斯蒂夫?沃尔夫的大夫，骨髓移植科主任。沃尔夫大夫在信中说，他是位医学教授和肿瘤学家，也是位热心的赛车迷，他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随时愿意给我提供建议和支持。他的信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沃尔夫显然熟悉自行车运动，第二是他在一段话中竭力主张我听取印第安纳大学拉里?爱因霍恩大夫本人的看法，因为他是睾丸癌方面最杰出的专家。沃尔夫在信中还说，“你要知道，有些化疗方案具有同样的疗效，却能将影响你比赛能力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沃尔夫大夫。“你好，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沃尔夫显然吃了一惊，但他立刻回过神来。我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治疗的情况。沃尔夫解释说，他不愿意怀疑奥斯丁那些大夫们的权威性，但他愿意帮助我。我告诉他，我接受的是BEP鸡尾酒疗法，这是对付已经转移到肺部的睾丸癌的正常治疗方案。
　　“我的预后不太好。”我说。

悉尼

　　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就成了一种医学上的合作。我以前一直认为医学是单个大夫治疗单个病人的行业，以为大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病人则听由其摆布。但我现在意识到，从不同大夫和不同渠道寻求治疗没有什么错，而且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与大夫同样重要。里维斯大夫是我的泌尿医生，约曼大夫是我的肿瘤医生，而现在沃尔夫大夫又成了我的朋友和治疗顾问，不仅多了一只行家的眼睛，而且多了个我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起着关键作用，任何一人都无法对我的健康状况负全部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与他们共享这份责任。
　　“你的HCG是多少？”沃尔夫问。
　　我已经知道，HCG是刺激女性卵巢的内分泌激素，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血指标，因为健康男性身上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激素的。我翻看着各种报告，目光搜寻着不同的数字。“这里写着109，”我说。
　　“这有些偏高，”沃尔夫说，“但并没有高得离谱。”
　　就在我盯着那一页报告时，我看到那个数字后面还有一个符号。
　　“呃，后面的K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K表示一千，也就是说你的HCG为109,000。”沃尔夫说。
　　如果说109就已经偏高，那么109,000呢？沃尔夫开始问我其他的血指标情况，如AFB和LDH。我也开始反问他。“这表示什么意思？”
　　沃尔夫解释说，就算肺部有肿瘤，我体内的HCG也太多。那么这么多的HCG是从哪里来的？他委婉地说，我也许就诊寻求其他治疗手段，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然后他告诉我：我的HCG指标很自然地将我列入了最糟糕的预后类病人之列。
　　还有别的事让沃尔夫感到不安。他解释说，博来霉素对肝脏和肺部非常有害。在他看来，治疗应该因人而异；对某个病人有效的疗法并不一定对其他病人有效。就我的疾病来看，博来霉素也许是错误的选择。自行车选手不仅双腿，还需要肺活量，长期使用博来霉素几乎肯定会终结我的运动生涯。沃尔夫说，其实还有其他药品。我有了选择的余地。
　　“这世界上有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权威，”沃尔夫说。他告诉我，他与爱因霍恩以及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的其他肿瘤专家是朋友。他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两个癌症治疗中心――一个在休士顿，另一个在纽约。他愿意给我安排会诊。我如释重负地接受了。
　　我母亲又一次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她已经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将它们传真给了休士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会诊。上午10点左右，我在外面骑车，休士顿的癌症中心有了回音。两位肿瘤专家打来了电话在。我母亲听着两位不见其人的声音与她讨论我的病情。
　　“我们看了你给我们传真过来的病历，”其中一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母亲问。
　　“他的各项指标太高，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也有肿瘤。”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母亲说。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那么高的指标时，会认为脑子里有肿瘤。我们认为他需要更厉害的治疗。”
　　我母亲惊恐地说，“可他才刚刚开始接受化疗。”
　　“听我说，”另一位大夫说，“我们认为按目前的治疗方案，你儿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请别这么说，好吗？”她说，“我一辈子都在为这孩子努力。”
　　“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立刻来这里，开始接受我们的治疗。”
　　“兰斯过一会儿就回来，”我母亲颤抖着声音说，“我和他谈谈，然后再给你们回话。”
　　几分钟后，我进了门，我母亲说，“儿子，我要和你谈谈。”我看得出她心都要碎了，我的胃部也同样有一种下坠的感觉。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两位大夫的话给我大概说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情况越糟糕，我就变得越是沉默。过了1分钟，我平静地告诉她，我想亲自和那两位大夫谈谈，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